记者2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出台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年均增速将保持在20%以上，到2016年实现环保装备工业生产总值7000亿元，重大环保装备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原始创新技术过少，技术集成和再创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推广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也不足，产业化水平与发展速度还无法满足日益紧迫的环境污染治理需求。 根据方案，到2016年，我国环保技术装备水平在基本保障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约束性指标减排的基础上，针对危害大、影响面广的雾霾、水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将重点开发推广一批急需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先进成熟技术产业化应用和推广，高效低耗的先进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30%以上，提升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为保障环保装备工业发展目标的实现，结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环保产业工作重点，有关部门将适时调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优惠目录和进口免税目录，定期修订发布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装备(产品)目录，鼓励先进环保产业装备及产品发展，加快淘汰落后技术、装备及产品，逐步提高环保装备及产品市场准入门槛。

中国海关总署22日宣布，石家庄海关当天加入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同时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和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均在这一天启动。 据海关介绍，上述三个区域的海关同时启动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后，其报关单量将占全国海关总报关单量的80%。 区域通关一体化后，企业可自主选择向经营单位注册地、货物实际进出境地海关或其直属海关集中报关点办理申报、纳税和查验放行手续，实现“多关如一关”。同时，取消报关企业跨关区从事报关服务的限制，允许报关企业在“一地注册、多地报关”。 石家庄海关的加入，标志着7月1日启动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完成。 截至下午4时，京津冀海关共接收一体化申报报关单7557票，石家庄海关接收一体化报关单320票。京津冀三地企业无论从北京空运还是从天津和河北海运港口进出境，都可以自由选择货物申报、纳税、放行的地点，无需再奔波于属地和港口之间。 9月22日凌晨，广州海关辖区下某贸易有限公司在广州海关南沙口岸申报出口货物，在黄埔海关老港口岸出境并实施属地放行，成为广东首票区域通关一体化出口货物。进口首票为佛山某公司在广州机场申报一票在黄埔新港口岸进境货物。截至下午4时，当天广东地区共申报一体化报关单51409票。 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9月22日首先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启用。据介绍，减少了一天的转关的时间，意味着进料、组装、出货可以在一周内完成，交货期缩短，资金周转加快，对于制造企业提升市场份额有决定性意义。 截至当天下午4时，长三角区域通关一体化共申报报关单101014票。

化解过剩产能在一些地区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东、中、西部十余省份中，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化解政策出台后，各地因产能分布情况千差万别，政策落实进展不一，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基层官员在交谈中毫不掩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消极应对思想。 地方政府难舍产能过剩企业 一些地方政府对化解产能过剩并不感“兴趣”，专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有“难以割舍”的心理。 江苏是我国工业经济大省，去年12月，江苏省下发了《省政府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路线图、时间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4个行业制定了压缩目标任务。 就在江苏省出台政策前两个月，2013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省份对化解过剩产能都像江苏省这样积极。“四个一批”政策出台半年后，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的省份实施细则“在草拟中”、有的“在领导审定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指出，由于重化工业产值大、对就业和税收带动作用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工业，结果形成产能严重过剩。 在江苏一些基层官员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企业，在市县范围内往往都是重点骨干企业、利税大户。不少企业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等优惠政策招引来的大项目，这些企业和项目确实对地方经济发展、税收贡献和促进就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一些困难企业，地方政府宁愿让其维持着，不愿让其死掉，一旦政府主动实施关闭，企业银行债务、资产处置、职工安置的压力全都会转移到政府身上。 此外，各地对于化解过剩过剩产能存在“认识分歧”。采访中，一些经济结构“偏轻”的省份就认为本省产能过剩矛盾并不突出，化解的压力也不大，有的行业主体基本是民营企业，随着市场行情的逆转，这些民营企业早就转型了，根本“用不着政府操心”。 “压指标”反致产能越减越多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行业陷入“产能越化解越多、越干预越过剩”的怪圈，主要缘于“政府过度干预行业、干预企业、干预项目”，有违市场经济规律。 实际上，化解过剩产能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冶金企业协会会长赵喜子说，早在1999年，就有人喊我国钢铁严重过剩，开展全国性控产，当时的产量只有1.3亿吨。此后这么多年，所有钢铁项目必须要经国家批准，进行绝对控制，结果“中央不批地方批”，从2002年以后，民营钢铁企业迅速、爆发式增长，一直到现在民营钢铁占到粗钢产量的52%，最赚钱的时候，出现“百万吨钢现象”，即每上100万吨钢规模，3至5年就可收回投资。 “实际上，政府喊了10年钢铁过剩，却没有过剩，而到了2010年之后，我国钢铁开始出现真正的过剩，仅2009至2010年，我国钢铁增加1.5亿吨产能。”赵喜子说。 有不少地方下发“砍”产能的指标任务，引发企业和基层官员的抵触情绪。一位基层经信委工作人员抱怨说，淘汰落后产能，应该按照能耗、环保等指标来淘汰，而执行中往往是根据规模来淘汰。比如，淘汰水泥落后产能，前几年淘汰窑径2.5米的，迫使企业都改成了3米，结果产能还扩大了。再比如，国家文件中提出尽快取消32.5标号的复合水泥，要上42.5标号的生产线，不同标号的水泥产品，按理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行政性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压指标”办法既难见实效，又扭曲市场。“今后要谨防地方政府上马项目是政绩、淘汰项目也是政绩的观念。否则，就会陷入‘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越干预越过剩、力度越大反弹越快的怪圈”。 不少基层官员反映，在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存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行为。比如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界定标准模糊。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可以按80%左右的合理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但具体到企业、具体到产品就难以衡量。 有专家认为，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唯此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是新问题，不是洪水猛兽。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年来，电子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但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诞生了像小米手机这样的品牌。“应该引导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平衡产能，国外倒牛奶的事是企业干的，我们不能政府倒牛奶”。 优惠政策刺激企业盲目扩张 赵昌文认为，不少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项目的投产，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土地、煤炭等资源以及未来的升值空间，为了获取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返还。 绝大多数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复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单靠市场难以自行调节，政府出台行政措施进行化解确有必要。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行业都曾经是政府鼓励的行业，比如光伏等，如果政策不鼓励，在经济下行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过剩，但不会过剩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除了政府鼓励政策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地方间的激烈竞争，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相互争抢，低地价、低环境标准，造成企业过度进入，过度投资。“有些企业为了优惠而投资，上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圈地，而不是从项目的市场前景本身去考虑”。 在不少大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在各地招商引资中都成为“座上宾”，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去“公关”，邀请企业来投资，为了表达重视，个别地方甚至动用公安等公权力为企业服务。还有个别企业为了能够享受到免税等优惠政策，不断上新项目，盲目扩张产能，一旦遇到经济下行，就容易陷入困境。 赵昌文说，不少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项目的投产，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土地、煤炭等资源以及未来的升值空间，为了获取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返还，真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意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负责人也表示，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除市场因素外，还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深层次原因。这位负责人举例说，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强调各自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以追求经济和财税收入高速增长为目标，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地、资源配置、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扶持等方式招商引资，影响了企业的正常投资决策，甚至导致有些企业以项目名目进行“圈地”的投机行为。 专家：引导市场“优胜劣汰” 化解产能过剩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对创新政府宏观调控的挑战。从走访情况分析，通过政府干预化解当前部分行业过剩产能，需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专家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运用行政手段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陈文玲建议，防止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考核指标或者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处理好金融风险与支持优质企业的关系。化解产能过剩中，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变成坏账。因此，应对分步化解多少产能，化解哪一类产能，做出财政和金融风险预估，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然而企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尽管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但行业内企业有好有坏，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银行要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要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能“因噎废食”。 此外，应处理好消化产能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利润微薄，不少资本“脱实入虚”，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化解过剩产能不能简单地“削减”产能、削弱实体经济，而是要通过引导市场“优胜劣汰”，最终促进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确保行业利润，促进企业研发创造、提高附加值、做强品牌，提高竞争力。

为充分发挥新疆煤电资源优势，积极承接内地铝产业转移，促进下游加工产业发展，2014年9月9日至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会同规划司、产业司以及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赴新疆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现场考察了新疆其亚、新疆东方希望、新疆神火等3家电解铝企业生产运行以及落实停止在建项目的情况，并会同自治区经信委召开由电解铝、铝加工及汽车、门窗等下游产业参加的座谈会，充分了解新疆铝加工产业发展现状、消费需求以及促进铝加工产业转移的建议。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组织内地铝加工企业赴新疆开展产业对接并加强规划引导，充分发挥新疆电解铝产业优势与现有加工企业市场优势，立足新疆及其周边市场需求，引导铝加工产业向新疆有序转移，提高新疆铝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下的跨越式发展做出贡献。

打造改革新高地，树立开放新标杆，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考察传递出中国发力三“新”，提速改革开放的信号。 李克强此次考察正值上海自贸区设立周年，改革实验效果如何，中国总理释放何种信号，对于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通过自贸区的试点先行，中国将在推广负面清单等三大清单，加大开放引资，激活市场活力等方面“加码”，改革开放将继续提速。 2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承载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重任。2013年3月底，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到上海调研就曾来到这里。彼时，李克强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 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此后半年中，经过各方的全力推动，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挂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看来，这是中国继加入WTO后又一次更高层级的开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改革的正式启动。 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年来，自贸区内新设企业数量超过1.2万家，超过原上海保税区20年的注册数量；区内跨境人民币(6.1402,0.0002,0.00%)业务累计金额达到1760亿元，同比增长数倍。 正如李克强在月初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上海自贸区是改革的高地，而不是政策的洼地。在张占斌看来，自贸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产物，总理关注自贸区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通过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使改革与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快、更有力。 具体而言，以简政放权作为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的李克强，此次上海调研的目光仍聚焦负面清单实践。同样是在不久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概括为：一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发展和开放的关系。 在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看来，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将前置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其实质是让出更多市场空间，规范政府权力行使。 此次调研中，上海自贸区用3张不同颜色的桌面向李克强展示了负面清单管理的探索：绿色桌面堆满改革前限制措施的186份文件，蓝色桌面摆着被调整的151份文件，橙色桌面上是目前留存的35份文件。 李克强指着空出大半的橙色桌面说，要继续压缩负面清单，给市场“让”出更大空间！ 自贸区成立伊始曾发布2013版负面清单，这是中国首份负面清单，具体管理措施一共是190条，不过自“出生”之日起，各界就普遍呼吁要缩短长度，且增加透明度。2014年7月1日出台的2014版负面清单，具体管理措施已从190项缩减为139项，调整率达到26.8%。 “中国条数还是太多了，有些发达国家只有20多条，相比之下还是存在差距，这使得我们在与别国竞争中制度成本还是过高，只有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张占斌建议。 在考察中，当负责人介绍自贸区内的国企民企已经平起平坐时，李克强插话说，公平竞争也包括自贸区内的外资注册企业，你们应该再补上一条，外资内资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辛鸣表示，中国已融入全球化进程，需要按市场规则办事，无论中资还是外资都应该在公平起点上参与竞技，对二者一视同仁是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 “以前中国招商引资对外资更为优惠，有些人成为‘超国民待遇’，近几年来中资外资地位逐渐拉平，实际上是创立了更为公正平等的竞争机制。”张占斌说，自贸区对所有资本平等相待，将激发不同主体在市场竞争中释放活力，从而有利于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李克强在此次调研中表示，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减出来的空间给了市场，赋予企业更多的创业空间，而政府自身增加的是责任，要求有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更高的工作效率，“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在辛鸣看来，三句话分别对应本届政府的三张施政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 “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辛鸣说。 在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负面清单较去年大大“瘦身”时，首先感谢各部委做了“大量工作，给了很大支持”。李克强摆摆手，“我今天不问各部委为自贸区支持了什么，我更想知道他们还可以再支持什么？” 在张占斌看来，这意味着负面清单在现有的基础上，还将会有进一步的缩减，同时给出更大的开放空间。 “李克强总理此次调研中的三‘新’说明，中国改革的方向和前进的路径更加清晰，从改革和开放角度讲都会大力推进，通过局部和区域试点积累经验，从而在推广经验中走得更顺、更快。”张占斌说。

数控机床是当代机械制造业的主流装备，市场热门商品。我国的数控机床无论从产品种类、技术水平、质量和产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关键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统计，2010年我国数控机床产量达到23.6万台，同比增长62.2%，中国可供市场的数控机床有1500种，几乎覆盖了整个金属切削机床的品种类别和主要的锻压机械。领域之广，可与日本、德国、美国并驾齐驱。这标志着中国数控机床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需求的拉动下，我国数控机床产量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至今“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的持续投入，显示了政府对于发展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的决心。“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投入，且力度加大，每年重大专项将带动资金投入100亿以上。 在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上下游产业振兴等背景下，我国数控机床行业的旺盛需求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高档数控机床将迎来更大的市场空间，未来3-5年，我国数控机床行业市场增长率将达到12%左右。这必将带动我国国产数控机床及其数控系统和相关功能部件的市场发展，也无疑为国内数控系统生产厂商不断发展自己的技术，扩大市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总之，数控机床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使制造业向着高效、优质以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和数控机床的广泛应用，制造业将迎来一次足以撼动传统制造业模式的深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