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产业，它口渴了，我们还应该给它点水喝，这也谈不上是刺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在天津，李克强同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对话，回答了关于经济运行、改革重点、营商环境等国内外企业界关心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去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过程中出现短期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是预料中事，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是能够完成的。 经济仍属合理区间 PPI（生产者价格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宏观数据将逐一公布。7月开始，发电量、货运量、贷款供应量等数据纷纷跳水，已公布的多项8月数据虽有回调，但回升迹象仍不明显。这些现象影响了市场预判，引发一片悲观预期之声。 “我们认为依然在合理区间。”对于近两月的数据，李克强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他指出，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过程中出现短期波动是难以避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内外经济情况复杂，另一方面是去年下半年基数比较高，同比容易发生波动。 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总理明确表示：“我们依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保持定力，同时也继续有所作为，今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指标是能够完成的。” 接近高层的政府官员表示，总理的表态透露出政府更关注长远发展，不会为短期阶段性情况所扰，主要精力将放在把经济控制在合理空间方面。该人士称，现在的政策思路可以概括为：激活力、补短板（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强实体。预计未来政策将保持正常连续性、稳定性，继续以预调、微调为主。 在9月9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区间论。他说，我们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业情况。 截止到8月份，今年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接近1000万，接近全年的目标。“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有就业、增收入、没有水分、又有效益、节能环保的发展，都属于在合理区间，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愿意保持的。”总理强调。 在强调保持定力的同时，李克强又提出了“有所作为”的要求。“根本上讲是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且促进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发展。” 总理透露，在探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一步会继续在重点领域进行改革推进。“财税、金融、国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都需要靠改革来推动。” 在谈到简政放权的效果时，李克强举例称，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推进商事登记制度等改革。今年1至8月，新注册市场主体超过800万家，带动了上千万人就业。可以说，一个大众创业的形态正在形成。 反垄断等调查无针对性 无论在谈到即将在中国举行的APEC会议，还是回应近期涉及多家外企的反垄断调查，李克强多次强调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开放力度，将在世界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克强将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总结为三点：首先，中国是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维护者；第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第三，中国是世界基本政治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治理体系的参与者。 “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毕竟是一个主要经济体。”李克强介绍，去年根据测算，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就进口商品来说，达到近2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0%。 在座谈会上，李克强直接回应了近期热议的反垄断话题。对于外企的种种疑虑，李克强开诚布公地说：“我希望在华的外资企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跟中国政府表示的，你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愿意为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最近两年来，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部分涉及外资企业的案件被解读为有意打压。对此，李克强表示，我们不仅仅有反垄断调查，我们还加大打击窃取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行为的力度。 “这些措施绝不是针对某类企业，或者说是有选择性的。据我了解，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说明并不是针对某个方面企业的。” 前述政府人士称，中国过去反垄断并不完善，如今逐步完善也是构建市场经济的一个部分。“我们的调查首先是依法、合法的。强调一标准，合法合规，国内国外的企业一视同仁。”该人士表示，反垄断有利于扩大开放，进一步打开国门。 “中国开放的大门打开了，而且在不断加大开放的力度，只会希望更多的外资和外国产品进入中国。”李克强表示，我们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包括放宽服务业准入、一般制造业进入等。“当然我们也希望到中国投资贸易的企业能够遵守法律，也遵守商业道德，公平买卖，给消费者合理的价格，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向污染宣战 如何找到“发展与绿色”之间的平衡点，让新兴产业跑赢凋谢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最严峻的问题。“向污染宣战，就是我们要用决战决胜的信心、措施来治理污染。”李克强说，环境问题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和健康，中国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向这几个重要领域的污染进行宣战。 如何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法、实现发展和生态的平衡，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对于用几十年时间“压缩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就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李克强说，这条路的关键是要淘汰落后产业，发展新兴的节能环保产业，争取让新兴的节能环保产业能够跑过淘汰落后产业的速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表示，绿色发展的确大有可为，既有利于增速平稳换挡，也有利于降低结构转换的阵痛程度，缩短阵痛的时间，一举两得。 他同时强调，绿色发展需要市场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要使得绿色发展具备商业价值，前提条件是政府实施绿色治理，制定并严格实施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和节能减排标准，否则微观主体实现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就不足。” 在政府治理手段方面，他谈到依靠行政性规制手段的同时，必须创新治理政策和工具，引入市场体制，使得生态环境资源可在微观主体之间交易和优化配置。 “绿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创造性破坏，会淘汰一些生产活动，也会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成本。”他表示，对这些问题，政府还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政策加以应对，要推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同时实施绿色金融等诸多配套的政策体系。 在座谈会现场，李克强明确未来要完善治理污染的法规体系，加大执法力度，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他同时也鼓励企业家能够参与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并指出这是中国未来一个巨大的市场。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8日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投洽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推动开发区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同质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使开发区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路者”和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排头兵”。     这是汪洋5天内第二次就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发表讲话。     之前的9月4日，在商务部、国土部、住建部共同召开的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电视电话会议上，汪洋强调，开发区的未来方向是，加速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他还提出，要完善开发区考核体系，重点考核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引导开发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     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邱丽新在投洽会上透露，《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于近日发布，意在推动国家级开发区体制改革、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和土地节约等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     汪洋说，1984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启不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倡议借鉴国外园区发展经验，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30年来，中国开发区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对外开放的“顶梁柱”，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去年，中国21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占全国的1/5，贡献的GDP占全国的1/8。开发区建设的成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也丰富了世界经济园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开发区已经30周岁了，正步入成熟、稳健的年龄，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责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汪洋表示，未来发展之路是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许红星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家级开发区30年的发展奇迹，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缩影。以天津开发区为例，1984年-2013年，天津开发区累计实现GDP约16000亿元，工业产值51000亿元，财政收入3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4500亿元，成为天津市最大的增长极。     许红星认为，开发区目前迎来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因此应把改革作为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驱动。以天津开发区为例，天津将在与开发区密切相关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土地流转和利用、金融创新、审批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获得新经验。天津开发区将实施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建成电子、汽车、石化、装备、食品5个千亿级集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达40%。实施现代服务业跃升计划，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遇到不小的困难，比如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各方面负担较重等等。其中，相对来说中型企业的困难少一点，小微企业困难多一点。”苗圩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1次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期间表示。 苗圩介绍说，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方面，中国政府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宏观调控等；二是政府积极进行自身改革，减少行政性审批，简政放权，通过政府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 据苗圩介绍，此外，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眼前困难。 一是从今年开始，对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小型微型企业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二是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要明显低于去年下半年水平；三是在政府采购方面给小微企业留有一定的份额，允许小微企业比大型企业有一定议价；四是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举办更多活动，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做一些准备；五是政府搭建若干个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各方面专业化的服务。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看到了可喜的现象，上半年中小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以及新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措施，中小企业能够度过眼前难关，取得更好发展。”苗圩说。 据苗圩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中小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11．7％，利润总额增长了14．3％。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则同比大幅增长近70％，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型微型企业。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这是国务院不断简政放权的一个缩影。 一年多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约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1/3。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措持续发力，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放权以“宽进”为指向 为人熟知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将“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1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企业年检制度也改为年度报告公示。 今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大二学生狄迪和师兄一起创业，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按照过去的实缴登记制，我们得先开个账户，接受验资。现在，这一步就省掉了。”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实行工商登记改革，大大方便了企业和居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今年1—6月，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593.95万户，同比增长16.71%，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增长60.17%；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大幅增长，2014年前6个月的就业人数比去年底增加1300万人以上，同比增长了3倍多。 此外，国务院还减少、整合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力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通过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需报国务院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可减少60%左右。取消34个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和314项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20项收费标准，每年为企业和个人减负约100亿元。 从地方情况来看，辽宁、山东、河北等省份近日将编制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工作提上日程。作为全国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浙江6月就公布了涵盖42个省级部门共4236项行政权力的清单，市县权力清单工作计划于10月向社会公布，实现清单之外再无权力。 改革对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明显。二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新登记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38.5%。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虽然今年工业增速回落，但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延续了GDP占比超第二产业的势头。同时，消费拉动力也明显增强。 “宽进”以“严管”为保障 简政放权并非一放了之，后续监管须相应跟上。8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重点解决“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等问题。“这次简政放权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放管结合，重视改革配套措施的落实，增强改革的配套性、协同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说。 随着前置审批事项的减少，事中事后的监管不断得到加强，包括告知性备案、发挥相关行业协会作用、制定行业从业标准等。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从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到对监管者的监管，从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到市场监管保障制度，明确了27条具体改革措施。特别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陆续颁布，使企业信用体系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信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桩”。

从可靠渠道获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高丽近期均就国家发改委呈交的有关“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报告作出批示，国务院也有望于近期讨论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日前，负责起草该报告的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接受采访。 条件日臻成熟 向国务院呈交有关“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报告，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骆建华：“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开展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研究”课题的重要内容。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企业与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签订合同协议，通过付费购买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并与环保监管部门共同对治理效果进行监督。第三方治理成为工业污染治理新的选择，应用最典型的行业是电厂脱硫，产业园区和工业废水治理领域也逐步推开。 从上世纪70年代我国环境保护起步到90年代初的20多年间，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一直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分散治污之路。直到1993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三个转变”策略，工业污染防治才开始从分散向集中转变，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契机逐步显现。进入21世纪，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的推行，带动了环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大批规模化的环保公司，其技术及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业务范围逐渐向工业污染治理领域扩展，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条件日臻成熟。 第三方治理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骆建华：第三方治理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委托治理服务型”，指排污企业以签订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新建、扩建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在合同期内，环境服务公司通过第三方运营确保达到合同约定的减排要求，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的是排污企业委托专业环保公司从治理方案设计、工程施工、调试到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提供综合的有偿服务，并确保达到治理效果；有的是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同原企业剥离，进行企业化的运作和独立核算。 另一种是“托管运营服务型”，指排污单位以签订托管运营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已建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托管运营费用。在合同期内，环境服务公司通过第三方运营确保达到合同约定的污染减排要求，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的是环境服务公司承担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第三方运营，有的是环境服务公司参与排污企业的环境管理，有的是小型排污企业委托环境服务公司代为处理。 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环境服务公司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权，前者拥有或者部分拥有；后者不拥有产权，只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管理。 两个突破口 相较于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具有哪些优势？ 骆建华：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有利于环保部门的监管。排污企业治污责任通过合同方式向环境服务公司转移和集中，环保部门的监管对象大为减少，相应的执法成本也将大幅降低。同时，排污企业与环境服务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促使双方互相监督，互相制约，避免超标排污现象的发生。 二是有利于排污企业治污效率的提高。排污企业治理设施转由掌握专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环境服务公司进行运营，可以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同时排污企业作为业主，将会同政府环保部门一起对环保企业进行监管，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 三是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环境服务公司在工业污染治理领域开拓新的市场，提供新的服务领域，将由过去单纯的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拓展到投资运营服务，为自身成长提供新动力，进而推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来看，第三方治理率先在哪些领域推进比较合适？ 骆建华：我觉得，第三方治理的两个突破口：一是大型工业企业，如火电行业的脱硫特许经营，2005年在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火电厂将脱硫电价等相关优惠政策形成的收益权，通过合同的形式交给专业环保服务公司，由其承担脱硫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完成相应的脱硫任务。 二是工业集中区，如工业园区、工业开发区废水及废弃物处理。前者由于其生产规模较大，产生的污染物量大而且相对集中，具备规模效应。后者的核心优势则在于“集中”所带来的污染物量的累积，因而更具备专业治污的条件。 在你看来，推行企业污染第三方治理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思路： 骆建华：首先是“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排污企业应依据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合理确定减排服务价格，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环境服务公司及时足额支付污染治理费用，购买污染治理服务。 其次，要责任共担。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环境服务公司承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污染治理责任。排污企业应确保合同约定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浓度、数量，严禁私自排放污染物。环境服务公司应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新建工业项目原则上应集中建于工业园区，以实现污染物集中排放和集中治理。此外，环境服务公司在进行末端治理的基础上，可为排污企业提供从工艺设计、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生产管理到资源综合利用的全过程服务，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面临五大障碍 对于第三方治理，也有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很难实施。因为涉及到排污企业管理架构和人员调整，容易引发动荡。 骆建华：是的。我国目前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仍相对较低，只有5%左右，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已达50%左右。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障碍： 责任转移障碍。从排污企业角度看，作为支付治污费用的一方，实现治污责任的转移是其采用第三方治理的原始动机。如果不管排污企业是否已严格履行合同，仍需承担违法排污所涉法律责任，其对第三方治理的积极性将大为降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律上可以从调整责任主体角度着手，由过去的“谁产生，谁负责”调整为“谁排放，谁负责”。需要强调的是，调整责任主体的前提是排污企业严格遵守服务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如果排放未达标，根源是排污企业违反合同条款，则法律责任仍属排污企业。 税收障碍。排污企业如自行解决污染治理问题，则其治理设施建设运营费用可计入企业生产成本，无须纳税。而一旦委托第三方的环境服务公司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排污企业向环境服务公司支付的污染治理服务费用，环境服务公司则需缴纳各项税负。从整体上看，这无疑是增加了全社会的污染治理成本。特别是发电企业的脱硫项目，实行第三方治理（即特许经营）后，还涉及到双重征税问题，即电网企业将1.5分/度脱硫电价支付给电厂须纳税一次，电厂再将此电价支付给脱硫企业又须纳税一次。双重征税加大了脱硫成本，不利于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 融资障碍。第三方治理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环境服务公司要负责治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就涉及到项目融资问题。由于治理设施附着于工业企业的主体设施之中，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也属于工业企业，作为第三方的环境服务公司不能将设施及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贷款。同时，工业项目能否将企业间签订服务合同中的收费权作为质押品获得银行贷款，尚不明确。 经济风险。与公用事业领域的PPP（“公私合伙”或“公私合作”）模式不同，第三方治理模式中，环境服务公司的服务对象是工业企业，是一种企业间的合同行为，合同的履行存在较大的经济风险，如排污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业务萎缩甚至倒闭，排污企业受上游企业影响或自身所属行业整体不景气导致企业生存困难等。这些风险都会使减排服务合同难以得到有效履行。因此，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如何妥善解决这些经济风险问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设计。 技术障碍。目前我国环境服务公司研发力量仍较薄弱、技术储备尚显不足，对于处理一些复杂工业污染问题可能力不从心。对于工业治理项目，特别是化工园区等特殊类型的废污水治理技术，国内环保企业优势不明显。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大环保科技投入，提高国内环保企业的研发水平，增强环保技术创新能力和集成能力，为第三方治理奠定基础。 多项建议呈国务院 在呈交给国务院的研究报告中，发改委具体提了哪些方面的建议？ 骆建华：首先是建议设立国家环保基金，以推动第三方治理，支持环境服务公司投资运营工业污染治理设施。基金贷款项目还款期限长于银行期限，贷款利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于环境服务公司承担的第三方治理项目，其应征的增值税实施即征即退政策。环境服务公司从事第三方治理所得收入单独核算，其所得税减按15%征收。对于环境治理设施，建议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报告还建议拓展融资渠道。对于承担第三方治理项目的环境服务公司，鼓励银行对其实行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贷款等服务创新，并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开展第三方治理的环境服务公司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加大对其担保力度。 此外，报告还建议实施环境保险制度。引导保险公司开发相关环境保险产品，鼓励和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在发生环境突发事件时，由保险机构负责对污染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科学厘定保险费率，合理设计保险条款。 报告还建议建立诚信档案制度。环保监管部门公开向社会公布第三方治理项目的治理信息，包括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建立环境服务公司诚信档案。同时，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排污企业和环境服务公司三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排污企业和环境服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报告建议发展改革部门加强指导，会同工信部门做好第三方治理试点和推广工作。环保部门强化对第三方治理的监管，严格执法。科技部门加大环保科研投入，鼓励环境服务公司作为研发主体参与环保科研，提高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新疆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国内外众多大企业大集团“抢滩登陆”。记者从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获悉，新疆与投资商共签订重点合作项目203个，签约总额2006.08亿元，电力、化工、纺织服装、钢铁等13个行业成为投资热门。 新疆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目前已初步形成石油石化、新型煤化工、电力、纺织、电解铝、盐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等九大工业基地，主要产品占据全国重要地位。 据新疆统计局负责人介绍，自2011年起，新疆以中石油实施“新疆大庆”计划为契机，加快油气、炼化及石油石化下游产品精深加工、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截至去年，百万吨大芳烃、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西气东输二线建成投运，西气东输三线、四线、伊宁—霍尔果斯正在加快推进，能源大通道体系初步形成；奎屯－独山子、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库车等石化产业基地初步形成，油气当量达到5487万吨，居全国第2位，原油加工量居全国前列。 作为我国煤炭资源储量最丰富的省区，2011年起，新疆就成为全国第十四个大型煤炭基地，并投入巨资重点建设了准东、伊犁等5大煤炭煤化工基地。截至去年年底，新疆已核准煤制气项目规模达到435亿立方米，实现现代煤化工产业的新突破。 随着750千伏新疆与西北电网联网工程、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疆电外送”通道基本形成。2013年末，新疆发电装机容量4254.3万千瓦，比2009年增长了2.32倍；发电量达1442.09亿千瓦小时，增长了1.8倍，这两项指标的增速均跃居全国首位。 此外，新疆还初步形成全国重要的电解铝生产基地；以石河子和阿克苏为代表的纺织工业中心；盐化工业蓬勃发展，钾肥产能居全国前列；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风电装备、汽车等机械装备基地初步形成；依托特色林果业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