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两院院士大会作报告时强调 　　创新宏观调控 实施创新驱动 　　保持中高速增长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他首先向长期以来为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李克强深刻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他说，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各种困难和问题交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发生积极变化，市场预期等一些方面出现稳中向好。但也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各地发展不平衡，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较多。对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继续坚持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又不能掉以轻心，要直面问题、善谋善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在坚持区间调控中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做好预调微调，未雨绸缪、远近结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向惠民生要动力，发挥政策叠加效应，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克强指出，正确认识形势必须立足基本国情。我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基础。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尽管面临国际竞争加剧、资源环境约束突出等诸多挑战，但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长中的庞大内需市场、“新四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回旋空间。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李克强强调，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关键要靠创新驱动，突出的是要使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互融合、相互激发。要合理确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瞄准国际技术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两头发力，积极作为，努力取得原创性突破，掌握关键和核心技术。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我国产业跃上全球竞争新的制高点，催生和壮大新兴业态，拓展新的市场需求，用无限的创意使有限的资源转变为更加丰富的创新成果，造福亿万人民。要以体制创新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冲破形形色色体制机制障碍的羁绊，由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增加研发投入，尤其要注重盘活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把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等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推广到更大范围，开花结果，通过开放合作汇集更多创新资源、凝聚更多创造力量。 　　李克强指出，创新驱动根本要靠人才。要进一步破除阻碍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的各种障碍，弘扬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两院院士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科技创新的杰出代表，要发挥好引领作用，培育和带动更多青年人才投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使创新创造成为中国发展故事新乐章的强音。 　　李克强最后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改革创新，锐意开拓进取，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前，李克强会见了金怡濂、王小谟、王永志、吴孟超、吴良镛、郑哲敏等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院士代表。 　　刘延东、杨晶、陈竺、韩启德、万钢和路甬祥、桑国卫、宋健、徐匡迪、王志珍，及两院院士等共1100多人参加报告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 　　讨论通过《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决定简化合并增值税特定一般纳税人征收率 减轻企业负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按照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要求，实施定向调控、注重标本兼治，推动经济优化升级，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讨论通过《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决定简化合并增值税特定一般纳税人征收率，减轻企业负担。 　　会议认为，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涉及近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东中西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会议强调，建设长江经济带，要注重发挥水运运量大、成本低、节能节地的优势，抓好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一是加快实施重大航道疏浚整治工程，消除通行瓶颈，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和干线过江通行能力，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二是建设快速大能力铁路通道、高等级广覆盖公路网和航空网络，加强各种运输方式与港区的衔接，完善油气运输通道和储备系统，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干支线直达和铁水、空铁、公水等多式联运。三是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研究推广三峡船型和江海直达船型，鼓励发展节能环保船舶。会议要求，要特别注重发展与环境相结合，在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中，切实加强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改革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区划“门户”，立足全局、统筹“落子”，通过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形成统一开放市场体系，让长江这条巨龙带动流域经济和人民生活齐步腾飞。 　　会议指出，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服务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会议通过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确定了农产品物流、制造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再生资源回收物流等12项重点工程，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提升物流业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水平，提高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和效益。会议强调，当前建设现代物流体系要突出重点。一要着力降低物流成本。加快物流管理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加强市场监管，清理整顿乱收费、乱罚款等各种“雁过拔毛”行为，形成物畅其流、经济便捷的跨区域大通道。二要推动物流企业规模化。推进简政放权，支持兼并重组，健全土地、投融资、税收等扶持政策，培育发展大型现代物流企业，形成大小物流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三要改善物流基础设施，完善交通运输网络，改进物流配送车辆城市通行管理，加快解决突出的“卡脖子”问题，提升物流体系综合能力，服务和联通千百万企业，方便和丰富广大群众的多彩生活。 　　会议指出，规范税制、公平税负，有利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对稳增长、保就业具有积极意义。会议决定，从2014年7月1日起，将自来水、小型水力发电等特定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6%、5%、4%、3%四档征收率合并为一档，统一按现行简易计税办法，执行3%的征收率。每年将为相关领域企业减轻税负约240亿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3日，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赴渤海钢铁集团天钢公司调研。在参观了高炉车间中控室、作业区和中厚板车间调度控制室、生产线后，孙春兰在企业现场召开办公会，听取当下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 “钢铁是我市的支柱业。”孙春兰在现场如是说道，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包括渤钢在内的钢铁企业不同程度面临着产能过剩、产品价格和利润水平低等困难，来现场主要想了解企业有哪些市级困难，共同研究对策，帮助企业渡难关。随后，7月4日，孙春兰又赴渤海化工集团调研，了解石化产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难。 今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对于区域主政者而言，前往一线企业调研，是其触摸经济动脉，运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必备功课。 实际上，仔细观察近期省一级党政一把手对于辖区内企业的调研考察路径，尤其可以看出这些区域经济形势的最新格局，书记省长们步履所及的企业，往往是牵动区域经济格局或转型的企业。这些企业做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一把手的“幸福与焦虑” 长三角力挺信息科技 在浙江省政府层面，眼下已经将浙江的经济分成了两极；一极就是阿里、万向、吉利等大型跨国企业、新兴科技型企业，其中不乏跻身全球竞争的佼佼者；另一极则是众多的低端小企业，但构成浙江经济骨干且有竞争力的还是上市企业。 在浙江的经济版图中，网络科技型企业一般集中在杭州，大批量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均散布在浙江各地。在6月底7月初，浙江省委书记、省长在企业界的调研，就主要集中在杭州的网络科技类行业之中。 7月2日，浙江省省长李强等一行在杭州快智科技公司调研，体验了该公司的科技产品并听取了核心技术与产品以及未来如何持续创新的现场汇报。 李强表示，新生代企业要在新经济领域大胆创造，加快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脊梁，努力实现企业发展与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的双赢。 6月下旬以来，李强调研过的高科技信息企业，除了杭州快智，还有士兰微电子、华数集团、斯凯网络、大立科技、华澜微等。 李强表示，信息经济是能支撑未来浙江发展的大产业之一，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拉动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像当年抓大包干、乡镇企业改制，把信息产业培育成全省重要支柱产业。 与此同时，浙江省省委书记夏宝龙也高度关注网络传媒类企业。就在6月18日，夏宝龙曾到浙报传媒梦工场孵化基地调研。 同处于长三角，上海的信息科技行业发展速度并不如杭州热闹。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信息科技属于战略性新兴行业，是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同时与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它需要一种相对宽松的发现环境，政府更多的应该给到良好的服务政策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人才培养环境。 能源、汽车行业仍受重视 目前，信息科技行业的领先者主要集中在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并不是每个省份都具备类似的市场化与竞争环境，以及人才科技基础。所以，如天津一样，传统行业的大企业，尤其是能源、汽车类的大型国有企业，也仍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关注的重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发现，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网，以及国字头的煤炭企业、电力企业和汽车企业频繁被地方党政领导聚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企业能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此外这类行业投资规模巨大，对地方投资拉动不容小觑。 以大型汽车制造业为例，一般都占据该省经济发展重头。 7月3日，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一汽集团公司就汽车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王儒林强调，汽车产业是吉林省第一大支柱产业，汽车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王儒林指出，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一汽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绩来之不易。历史实践证明，一汽对吉林具有特殊重要作用，越是在重大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时期，越能体现出一汽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担当。 无独有偶，7月3日当天，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成都吉利沃尔沃成都生产基地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王东明表示，希望企业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在此之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调研了上海汽车集团。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地方之所以重视汽车企业，首先汽车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好，但是汽车制造业也同样面临着升级转型的问题。权衡认为，发展好自己的汽车工业需要研发自主品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二届圆桌峰会的代表并座谈。 大众汽车、IBM、西门子、诺基亚、渣打银行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分别就经济发展、创新驱动、金融合作、节能环保、中国改革等广泛议题发言并提出建议。李克强同他们深入交流并回答提问。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要在中长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提质增效升级。要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突破能源资源瓶颈制约，推动绿色发展。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安全。 李克强表示，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创新，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处理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将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广阔空间。 法国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赵国华等企业家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政策举措，愿深度参与中国发展进程，同中方扩大创新合作和联合研发与生产规模，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二届圆桌峰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

9日，发改委和人民银行联合召开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表示，一项机制能够跟一个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利益和发展结合起来，这个机制是最重要的，最有用的，也是在现实中最容易实施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规划中提出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机制，守信会得到奖励和便利，失信会得到惩戒和约束。 田锦尘称，首先从激励方面，要加大对守信行为的奖励和表彰，包括媒体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广泛的宣传，营造一个守信光荣的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中也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对诚实守信的自然人和市场主体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包括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绿色通道等方面的激励政策。 田锦尘表示，从惩戒方面来看，措施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解决： 一是要进行行政监管性的约束和惩戒。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健全失信惩戒的制度，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的退出机制。推动各级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资质认定、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使失信者受到惩戒。要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的信用承诺制度，并开展申请人信用审查，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用信息的采集工作，这是行政的惩戒方面。 二是进行市场化的惩戒和约束。要制定信用基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完善失信信用记录和披露制度，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约和限制。 三是要进行行业性的约束和惩戒。通过行业协会来制定行业的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遵守，对违规的失信者，按照情节轻重，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这样一些惩戒性的措施。 四是要进行社会性的约束和惩戒。要完善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这方面我们在座的媒体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要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要发挥社会评议讨论、批评报道的作用，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形成社会的一种震慑力，来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

2012年5月以来，中国煤炭市场哀鸿一片，但这对于经历过“过山车”式变化的煤炭行业而言已经司空见惯，大家都在等待市场的回暖，而这次等待被业界普遍认为遥遥无期。 产能过剩、需求不振、进口煤冲击、政策导向变化等一系列情况的发生似乎将中国煤炭行业进一步推入谷底。但在机构走访山西、内蒙古两地的煤炭企业时发现，他们普遍认为本轮煤市低迷的状况比1998年的行业大萧条要好得多。由于1998年煤炭大萧条经过3年开始好转，因此本轮的煤市回暖似乎就有了时间预期。 山西煤改释放煤炭产能过剩后遗症挥之不去 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产能过剩被认为是所有行业进入低谷期的重要原因。同样，煤炭产能过剩也被定位为当前煤炭行业持续在低谷徘徊的首要原因。 中国煤炭产业的过度投资被认为是煤炭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但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看来，他们不愿接受传统意义的产能过剩，他们给出的定义是“产能建设超前”。 为何行业主管部门不愿将煤炭产业定位于产能过剩？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给出的理由是：从长远的角度看，煤炭产能没有过剩之说。 “相对于世界能源需求而言，能源供给一直是紧缺的。虽然我国煤炭资源总量占化石能源总量的94%，但从人均占有煤炭资源来看，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根据有关机构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将占60%左右。所以，从长远来看，煤炭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姜智敏表示。 在姜智敏看来，当前的煤炭产能建设超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至少需要两三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而“超前产能”形成的原因，他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有些地方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这一部分并没有纳入产能统计；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存在“批小建大”的现象。比如，批准建设的产能为100万吨，但建成后实际产能却达到了150万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存在超能力生产的现象。 纵观各个行业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大部分是产业投资无序造成的，煤炭行业也不例外。据机构调查，中国煤炭行业在2012年5月以后进入持续下行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于之前煤炭行情大好而带来的过度投资。 煤炭行业的产能建设超前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于2008年开始的山西煤改以及引发的重点产煤省市的效仿效应。 2008年，“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转眼六年过去，彼时山西省设计的煤炭产业“5+2”格局，已经梦想成真。同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这五大山西煤炭集团，加上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5+2”在数年间迅速壮大。其麾下的各个整合煤矿，均进行了大规模机械化改造，山西彻底告别小煤窑，进入“大矿时代”。 由于当时规定了年产低于9万吨的小煤矿必须关闭，并入大型煤炭企业。导致为了达到生产标准，大型煤炭企业并购小煤矿之后，加大投资规模，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山西省煤炭产能的急剧扩张。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曾对外界表示，煤改之后，全省煤炭产量增加，事故率明显降低，技术化和机械化水平也得到提高，退出的民间资本在山西省政府的引导下，流向了高速公路建设、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 但对这一结论，各方争议颇多。作为山西主要产业，煤炭交织着各级政府、国有煤企、私营煤矿主、矿区百姓等多方面的复杂利益。急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在提升煤矿生产率和安全性之后，煤炭产能的急剧膨胀作为深层次矛盾曾被持续坚挺的煤价掩盖，但当煤炭市场行情掉头向下时，后遗症开始集中发作。 而当时山西煤改作为产煤大省的改革样本，迅速在其他产煤省份发酵推广。河南、内蒙古相继效仿出台煤改方案并实施，由于设定了准入门槛，导致许多小型煤矿集中投资扩大产能，与此同时，煤炭行业的整体运营成本也被抬高，为当下煤炭行业持续低谷埋下隐忧。 据机构调查，中国煤炭产能超前的情况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路线走，产能过剩的情况仍将加大。其中，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仍是中国煤炭产能、产量增长的重点区域。其中，山西省“十二五”期间新增产能主要来源于整合矿井的技改复产，这仍属于煤改的后遗症，内蒙古、陕西和新疆的产能增长则主要来源于新井建设。 如果不及时调整上述几个省份的煤炭产业规划，煤炭生产产能过剩将继续加大，行业转暖的周期将变长。 行业状况好过1998年银行釜底抽薪不理性 面对这次煤炭产业危机，许多业内人士都与1998年当时的煤炭大萧条进行了比较。据机构调查，本轮煤炭产业危机情况要比1998年的全国煤炭产业大萧条好很多，这一点得到了山西省长治市沁新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金宝的认同。 “虽然煤炭产业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比1998年要好很多。毕竟现在的中国经济环境要比1998年时好很多，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非1998年时同日而语的。只要中国整体经济保持良好的态势，作为能源行业的煤炭产业就有机会重新崛起。”经历过1998年煤炭大萧条时期的杨金宝对机构说。 据机构了解，1998年的煤炭大萧条来自于当时煤炭产业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挤压。1997年，开始实行煤矿建设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政策，煤矿建设投资全部变为企业行为。1998年，原煤炭工业部直属和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煤矿，以及为煤矿服务的地质勘探、基建施工、机械制造、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一并下放地方管理，其中，国有重点煤矿94户，基建施工、机械制造、地质勘探、煤矿设计、科研教育等企事业单位174户。煤炭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煤炭需求大幅下降，市场低迷，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市场煤价下降，煤炭企业进入特殊困难时期。 1998年的煤炭大萧条似乎与当今的煤炭危机有着同样的诱因，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首先，1998年煤炭企业面临的所有制的改革，这不管对于企业还是产业而言影响巨大，消除这方面影响需要的时间也较长，而本轮危机只是国家在煤炭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进行了调整，况且煤炭消费比例仍将维持在60%上下。政策导向对煤炭行业有影响，但远比1998年要小得多。 其次，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比如今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多。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经济倒退了至少3年，而如今虽然受到的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我国经济整体环境也呈现出了缓慢增长的态势，但中国经济现在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数一数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全球经济的走向，所以就算煤炭行业下游需求有不振的现象，但中国有能力扭转。 如此不同的背景和境遇，煤炭行业为何显得比1998年还要差呢？ 首先，今年以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对煤炭行业利空的信息不断出现，被各方逐渐妖魔化，并通过媒体放大。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在下发的《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提出“2014年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65%以下”，同样，山西、广东等地也纷纷下发文件降低煤炭消费在整体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这似乎对煤炭行业形成了利空的影响。 “我们国家整体能源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可能出现微调，实际上关于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比例中的变化，更多是国家和地方层面对雾霾治理的一种表态。”煤炭信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对机构表示：“这次危机从国家的层面肯定是不会进行政策干预救市了，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这次煤炭行业遭遇的危机肯定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市场改革。” 其次，在杨金宝们看来，“嫌贫爱富”的银行，也是影响煤炭行业转暖的重要“元凶”之一。 “在市场好的时候，银行向煤炭企业投放大量资金，以帮助企业扩张。”长治市大型民营煤企负责人尹瑞东表示，“市场对一吨煤炭到底值多少钱，一直就没有形成统一的计算方法。由于估值较难，容易令买卖双方不能理性的评估煤矿价值。投资煤矿，买方通常出资约30%，其他资金则大多通过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而来。在煤市遇冷的时候，银行却对煤企进行了釜底抽薪的动作——停贷，这使得本已不够热闹的市场迅速冷却了下来。” “只是一纸行政命令，就把这些企业弄死了。”说到这里，尹瑞东猛吸了两口烟。“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是有一定的风险，可是经过几年的行业洗牌，做不起来的企业即便银行给钱也不敢要。能正常经营的企业是需要贷款的，但银行的停贷做法让企业想贷款而不能。”对于企业融资，杨金宝有着自己的看法， “这种情况不会长期存在，经过市场洗礼后，存留下来的适应市场的煤炭企业，银行还是会给予金融支持的。”长治市另一家大型煤炭企业襄矿集团的副总经理张水利还是对未来煤炭企业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保存着希望。 “好多媒体都在报道山西煤炭遇到的危机，其实他们大多把问题给放大了，这次的情况比1998年好的多，只是现在行业内的人内心不够强大，受舆论环境影响对市场出现了判断上的偏颇。”杨金宝说。 在业界人士看来，前几年，不合理的需求推着煤价疯狂上涨，一年翻两番，这不正常，不符合市场规律，这近乎疯狂。这样的发展不可持续。多数接受机构采访的基层煤炭界人士都这样认为。靠高能耗、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造就的煤炭“黄金期”不会再现。 “这种近乎没有利润的价格也不正常，如果经济形势好转，下游需求有提振的话，价格还会有提升，但永远也回不到过去十年那种疯狂的价格了。”孔晋华对机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