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上午，太钢集团与潞安集团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当前，钢铁和煤炭行业形势严峻，山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该协议的签署是双方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止缓、回稳、促增”方针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省属骨干企业在煤钢联合、产业协同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对于增强国企实力、促进全省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通过互利共赢的广泛合作，潞安集团将进一步扩大省内煤炭市场份额，太钢集团将开拓不锈钢在煤炭领域的广阔应用空间，双方有望实现产业链无缝对接、产销研深度融合。 根据协议，太钢集团与潞安集团互认对方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和核心供应商，在战略上增进协同，在产品采供上提质增量，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上强化合作，推动煤钢联合、优势互补。太钢集团将优先采购潞安集团喷吹煤等产品，潞安集团将优先采购太钢集团不锈钢及其他钢材产品。双方将在物流贸易、股权投资、项目开发、工程技术、电气盘柜、污水处理、节能环保、新能源、科技攻关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双方将优化结算方式，对运行成熟的合作业务，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结算，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经营风险。 根据框架协议，两大集团下属的潞安华亿与太钢福利总厂签署合作协议，面向潞安集团下属的瓦斯抽采矿井推广应用不锈钢瓦斯管和给排水管。太钢福利总厂负责研发专用钢材并提供钢管产品，潞安华亿负责相关管路配件的生产及装配工作。不锈钢瓦斯管和给排水管道具有高强韧、耐腐蚀、长寿命、易维护等优良特点，并且不会产生气旋涡流，无噪音、无静电累积，安全系数高（耐腐蚀率是碳钢管的25倍，抗拉强度是碳钢管的2倍），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13日透露，今年年底前将力争核准开工2台核电机组，分别是辽宁红沿河5、6号机组。这是国家能源局今年首次公开表态，且明确提出新开工核电机组数量，截至目前年内并无新开工项目。 上述官员并表示，红沿河5、6号核电机组将力争在年底前率先核准开工，这两台机组的建设有望在引进美国AP1000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国产第三代核电技术；同时，目前国内核电建设进展缓慢，必须加紧建设才能完成相关规划目标。 按规划，到2015年国内运行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力争2017年底运行核电装机达到5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截至今年6月，国内核电在运机组20台，装机容量1794万千瓦；在建机组28台，装机容量3062万千瓦。 红沿河核电站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目前一期工程中的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4号机组处于建设期。

与8月上旬不同，官方媒体近日关于高层政务活动报道日趋频繁。分析人士表示，这表明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党内就中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政治、人事、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过交流，并达成初步一致意见。 连日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官方媒体密集发文聚焦经济领域，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表述，中国经济最大特点、最大动力、最大抓手等问题。 本报统计，习近平就任一年半来，公开发表自己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点二十余次。上半年众多创新型的经济思路和政策实现了经济的企稳回升，新一届党中央集体的经济思路正逐步明晰。 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经济顶层思路雏形已现，在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背景下，局部微观调控、定向发力依旧是工作重点。“如何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是重点。”一名官方人士昨日对本报称，为达成前述目标，金融、财政等具体领域的体制改革在下半年将会加快。 强调顶层设计 与“老虎”、“苍蝇”都要打的“铁腕反腐”和“软硬兼施”的大国外交布局一道，对改革的力推和经济发展的重视被认为是习近平就职以来的最大亮点。 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路的一大创新点在于强调顶层设计。在上任一个月后的首次离京考察中，他曾连续发表5次讲话，强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且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王兰军今年初发表《习近平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一文，称这些“新亮点”主要集中在十个方面，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略海洋，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科学推进改革的“五要”新思维；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根据王兰军的分析，习近平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16个部分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就有6个部分，占三分之一还多；在决定的60条改革措施中，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就有21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此外，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中央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成立了习近平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半年来，习近平三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第三次会议就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重大改革方案进行审议。 此后，官方媒体又披露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并解读称，设立财经领导小组正是“党抓中心工作”也即“党管经济”的具体要求和体现。 中国经济步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局部修整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开篇所述官方人士称，在诸多改革任务中，经济发展依旧是最重要的。在内外形势依旧复杂的格局下，总书记亲自挂帅有利于统一部署，同时为顽固领域的改革攻坚提供了保证。 宏观要稳，微观要活 中央和政府的创新型调控不仅引发关注热潮，其成果更是有目共睹。在201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新思路。 盘点今年上半年出台的诸多政策措施可发现，“定向”、“精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取向，“调控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其中，结构性减税、定向降准、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战略，强针对性的产业指导意见，不仅表明了中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心，也体现出政府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积极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对本报分析，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的内涵是：三期叠加的背景下，通过谨慎的微调，去识别规律，识别新常态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进而为转型升级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运行环境。 此外，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推动转型升级，形成更高质量的增长动力，使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速度更可持续。 目前来看，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小微企业利润低、融资贵问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货币信贷总量屡创新高，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突破120万亿元大关。 如果在这条警戒线上再开闸放水，后果难料。但继续关紧闸门，实体经济则可能面临断流。 国泰君安证券[微博]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近日撰文指出，“习近平政治经济学”透露出，未来通过改革破掉旧增长模式，放活新增长模式，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比现在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 “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任泽平在文章中表示。 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只是一个缩影。在更多的领域，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更多运用改革办法、依靠市场力量，既要利眼前又要利长远的思路正在融入政策。 区域战略潜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全新战略构想和举措成为中国经济战略新热点。 刘培林认为，与我国之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比，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区域战略从两个方向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路一带战略，是向更大的尺度拓展，并兼顾了进一步开放的战略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向更细的尺度深化，并兼顾了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一些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段对区域发展发表过很多论述。这些论述，逐步完善，形成一个体系。总的来看，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的思想，核心强调了六个字：公平、协调、共享。“这些思想，也是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延续与深化。” 不少专家认为，习总书记讲的区域开放，既包括对国内的开放，也包括对国外的开放。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国际关系来看，其战略意义影响深远，具有明显的“习式特点”。 官方材料显示，2003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曾积极地推进区域的一体化。他提出浙江省要“主动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在论述京津冀协同发展思路时，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区域分割、各自为政局面。要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协同发展的路子。

    自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闸口开启之后，自行发债试点省市在2013年再次扩围。根据财政部4日发布的《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在首批试点的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之外，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和山东省在2013年也加入到自行发债试点的行列中。至此，我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已扩至6个省市。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虽然发债额度和规模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不是很高，但推进自行发债试点对改革和完善目前财政体制和发展债券市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要彻底解决正在扩张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亟须探索一整套完善、透明的地方发债制度和规则，替代不够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负债。     推进     发债试点省市再次扩围     自行发债是指试点省(市)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行本省(市)政府债券的发债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务院决定增发国债，由财政部转贷给省级政府，用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项目。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中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债券。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四地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客观上来说，地方政府就有发债的诉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并没有被赋予发债的权利。“从财政转贷、到财政代发，再到地方自行发债以及现在的自行发债扩容，这是个好事。未来，自行发债也应该全面铺开。”杨志勇指出。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指出，发债定价机制包括承销和招标，具体发债定价机制由试点省(市)确定。试点省(市)发行政府债券应当以新发国债发行利率及市场利率为定价基准，采用单一利率发债定价机制确定债券发行利率。试点省(市)发行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全年发债总额不得超过国务院批准的当年发债规模限额。2013年度发债规模限额当年有效，不得结转下年。     在2011年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试点刚启动时，试点省(市)政府债券期限为3年和5年，而后在2012年，债券期限扩充至3年、5年和7年。根据《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2013年政府债券期限也为3年、5年和7年，试点省(市)最多可以发行三种期限债券，每种期限债券发行规模不得超过本地区发债规模限额的50%(含50%)。     “债券有一个期限结构合理化问题增加一个期限品种，将更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杨志勇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记者表示，从试点省市自行发债经验来看，虽然发债额度和规模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不是很高，但推进自行发债试点对改革和完善目前财政体制和发展债券市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为缓解地方政府资金压力开辟了新的途径。     “未来自行发债试点应该会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高和政府信誉有保证的地区拓展，具体会到什么程度，财政部应该会有一些具体安排。”赵锡军称。     解决     地方政府性债务需“疏导”     提到地方债务问题，通常引用的是一个词语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并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地方债，它更多的是包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或担保责任的一些其他债务，尤其是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     国家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这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由于偿债能力不足，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     从债务举借主体看，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分别占45.67%、25.37%，仍是主要的举借主体。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单位债务余额增长较大，分别比2010年增加3227.34亿元和1295.72亿元，增长比率分别为22.50%和32.42%。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很多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人们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担忧程度。审计署指出，随着国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加强和银行对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司信贷投放的从紧，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移交)、垫资施工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的现象较为突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表示，如果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包括在内，“增扩”概念下的广义政府债务估计已增加到GDP的近50%，相应的“增扩”财政赤字在2012年约为GDP的10%。     “很多地方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负担了多少债务。而要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不能靠堵，只能靠疏导。有的观点认为，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这么乱，地方发债不能轻易放开，但问题是正因为不放开才这么乱。只有债务更加透明，地方财政风险才更容易防范。”杨志勇指出。     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无疑是“开前门”和“阳光化”的过程。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分别占78.07%和12.06%，仍是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业内专家表示，政府私下融资，多是选择向银行贷款，对银行冲击压力较大，容易形成不良资产。现在允许公开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这样也减轻了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压力。     意义     探索地方发债新机制     从目前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经验来看，其发债额度受到严格控制，且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有限，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业内人士认为，拓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更重要的是应总结出一整套完善发债规则和制度，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化解找到一种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债务有解决空间，关键是怎么解决，如果只是像以往四个省市一样象征性发债，对缓解地方债务帮助不是很大。“试点多几个少几个不重要，试点关键作用是摸出一套制度来，最后变得可复制可推广，这个很重要。”     对于地方政府目前融资模式，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中国目前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自行通过“正门”直接发债，却默认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用不规范、不透明、成本高的方式走“后门”大肆举债，这让预算法形同虚设，相关风险得不到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因此实际处于被动失控的局面。因此，修订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合法地借债已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的《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金融专家赵庆明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解决政府债务危机最迫切办法就是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资金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但前提是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必须由地方人大主导，最终实现科学决策，高效执行和严格监管，防止地方政府乱花钱。     “地方政府目前面临问题是，要么继续想尽各种办法以各种成本融资，位置好还能卖地，要么马上面临资金枯竭。”在沈明高看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可持续解决方案，首先要弄清地方政府有多少债务，提高透明度，使资产负债表经得起检验。而在有了真实资产负债表数据之后，才能判断地方政府发债是否可持续和债务上限。此外，地方政府不应寅吃卯粮，要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要有约束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地方人大约束，第二种是中央政府或市场约束。”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是一个新的机制，其发展方向是逐渐置换和替代那种不够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负债，这个机制应该有一套制度和规则，一定要更清晰、透明地按照规则接受应有的约束，走全套的程序，实行全程的监督。

首次对全国土地财政“家底”的大审计将于本周开始，两个月后，审计报告将披露各地土地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一些人或许会因此离开现在的位置。 经济观察报获悉，此次土地管理利用情况专项审计由国务院牵头，审计范围一直下到县级，主要针对2008年至2013年五年内的土地出让金收支、土地征收、储备、供应、整治、耕地保护及土地执法情况进行审计，所涉机关包括财政、国土资源、住建、发改委、林业、农业等在内的多个系统。 审计署的18个特派办将全程参与本次审计。“省审计厅工作人员也会有一大半下到市县，包括厅里领导。这次审计纪律非常严格，审计方案由审计署特派办人员携带，没有下发到省里，每个审计小组都会有特派办的工作人员。”南部省份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 这将是首次全国性土地管理工作审计，其中土地出让金的问题最为民众所关注，大审计被寄予医治地方“土地财政”的期望。 2013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创历史最高。财政部公布的2013年全国财政决算表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决算数为39073亿元，是预算数的152.6%。2014年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达21129亿元，同比增长26.3%，而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的比例，一般能达到九成以上。 巧合的是，去年此时，国家首次对地方债务情况进行了大审计。业内人士称，如果说去年的审计地方债务是摸清“家底”，那么此次全方位的、包含土地出让金的全面土地审计就是寻找问题了，这次将是非常严厉的。 根据此前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和各地方的整改通报，整体上看，在前三轮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业腐败，占比达95%。“这次真的会是一次非常大的审计，最后极有可能有些人会离开现在的位置。”一位审计系统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 审计重点 经济观察报获得的一份地方政府土地审计自查文件显示，土地管理的全环节主要包括规划、计划、审批、征收、供应和利用等。而这次全国土地大审计也涉及了上述几乎所有环节。 其中，土地规划管理的审计主要包括，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不严格、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衔接不到位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违反规划审批土地。 而土地计划管理的审计，主要涉及没有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擅自批准用地；没有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计划指标擅自批准农用地转用，以及计划下达中由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跑部地进”的现象，尤其关注其中的风险点。 另外，审计范围还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主要审查在2011年清理整顿后，有无继续开展除增减挂钩外各种名义建设用地置换；建新地块供地所得收益，是否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中，是否存在明显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名义，逼迫农民“上楼”以节省建新指标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除了上述规划、计划和政策环节，此次还将重点审计土地审批、征收、供应和利用等环节。 其中，建设用地审批方面，主要审计越权审批土地、化大为小拆分审批土地。土地征收方面，主要审计未批先征、先占土地等非法用地，以及征地时未完成规定程序，侵占、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安置补偿等，还包括拆迁补偿款、安置补偿和社会保障不到位的问题。 土地供应方面的审计内容则包括，是否存在不符合划拨土地条件的单位划拨土地，虚假招拍挂、串投围标、以及划拨或协议出让土地等违规交易等。一位曾参与过不少城市开发项目的咨询公司老总告诉经济观察报，之所以审计招拍挂的问题，因为直接涉及土地价格和收益；而审计土地市场政策的合规问题，也就是公用事业、社会事业与土地捆绑的问题，比如建立一所学校，将学校周边土地支付给投资人作为回报，政策虽然不允许，但是现实情况却很多。 而对土地利用的审计，主要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土地长期闲置；违规扩建、自行设立开发区(园区)，以及用未完成征地、拆迁手续的土地进行违规抵押融资等方面。 不过，在上述所有的审计重点当中，审计署对土地出让金收支的审计着墨最多。 一位熟悉情况的地方国土系统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审计会首先摸清全国土地出让金的状况，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是否到位，支出是否符合规定，这也就涉及了国土、规划、住建、财政等政府部门，还有一个特殊部门即开发区。目前，围绕土地出让金问题，部分地方政府容易存在“以租代征”、“先征后返”、“违规发证”等违规问题，而在此次专项审计中，此类问题亦将成关注重点。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此次对土地出让金的审计重点共分四条。分别包括：建设用地审批环节涉及土地开发整理资金的征收；土地出让收入征收；土地出让支出和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四个方面。 “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审计方面的培训。”一位地方财政局综合科科长告诉经济观察报，虽然这次土地审计的对象主要是国土部门和住建部门，但财政系统也包含在内。 筹谋土地反腐 2014年8月12日，全国审计系统召开电视会议，部署了2014年土地出让金及耕地保护审计工作，审计署刘家义审计长和总审计师陈尘肇分别作了动员和工作布置讲话。 “这次每个审计小组的组长都是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之前不少省市已经纷纷由每层政府牵头进行了自查、自纠。”一位国土部门的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目前审计署对湖南省的土地审计已经悄然完毕，全程保密，审计结果也没有对外公布，这被看作是此次全国土地审计的一个试点模板。 全国土地大审计其实早有风声。2014年3月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对土地出让金收支和耕地保护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表示，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告诉经济观察报，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政府收入，惯例性的审计还是有的，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用得比较自由。“这次审计的重点是和土地相关的腐败，现在很多腐败问题以及相关案件都与土地有关。”王朝才表示。 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4.1266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占95%。当年土地出让金在整个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比例也是高达86%，而这一比例在2001年仅为16.6%。 早在2007年，审计署就曾对部分城市的土地出让金进行过审计。 当时的审计，覆盖了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市及其所辖28个县市区，主要是对2004至2006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征收、管理、使用及相关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审计调查。 结果显示，上述11个城市三年内共征收出让金3510.35亿元，其中按规定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占97.54%；实现土地出让净收益2618.69亿元，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仅占28.82%；支出出让金3296.59亿元。截至2006年底，土地出让金累计结存462.38亿元。 审计调查发现，11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欠征、减免和违规管理使用出让金等问题，一些地方违规协议出让经营性用地、“以租代征”农民集体土地和拖欠挪用征地补偿资金等问题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国有土地资产收益的安全完整和对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 这些问题的出现，也让全国性的土地审计被提上日程。“非常有必要对于全国土地出让金进行审计，特别是从财务合规方面，即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方面。”审计署特约审计员，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说，不少违规、甚至违法犯罪问题，都是通过审计部门查出的。

    时点考核带来的存款波动已经引发了国务院以及多家金融监管部委的重视。8月14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十条”中，就明确提出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存款“冲时点”行为。 　　华尔街见闻网站曾介绍，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即“国十条”，称将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存款“冲时点”的行为。 　　国务院文件还表示，银监会及财政部要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适当降低存款、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权重，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文件还要求，要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理财产品资金运用原则上应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等。 　　存款偏离度指标是指各项存款余额/日均存款余额-1，用来测算存款的波动性，属于银行主要经营状况指标之一。 　　据《财新》引述银行人士表示，近期，银行存款超常波动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此财政部将把存款偏离度纳入绩效考核，并可能制定较为严厉的扣分规则。 　　现在银行“冲时点”揽存冲动越来越强。某大行3月最后五天存款新增8000多亿，而在4月初就掉了5000多亿。 　　存款成本上升是大趋势，要研究负债端结构问题，做好量价平衡。现在需要考虑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高成本存款的结构安排，以及理财与存款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做出合理安排。 　　央行也称，随着理财、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等发展，企业、居民存款与金融机构存款之间在季末季初转换更加频繁，进一步加大了一般存款的季节性时点波动。 　　近期存款数据的大幅波动的确令人摸不到头脑。此前央行的数据显示，6月人民币存款暴增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19万亿元，但是7月人民币存款减少1.98万亿元，同比多减1.73万亿元。 　　建行总行在三月初已做相应调整，称“未来将不考核时点指标，强调日均指标，不以存款时点指标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