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今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发布，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对方案进行了解读。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 　　作为改革的“先行军”，预算制度将迎来那些变化，又回应了公众哪些关注呢？楼继伟表示，要探索加快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未来将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的自发自还。 　　楼继伟：首先是资产负债表公开，你有多少资源，你已经负了多少债。你要是不还钱，就给你评级下降，你借贷成本就要上升。但也不是你评级好，就可以无限借贷，是有总额控制的。 　　此次财税体制改革具体涉及增值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等税种。楼继伟表示，后面的骨头更加难啃： 　　楼继伟：下一个比较大难度的是不动产的营改增。还有金融业，也很难。对哪一部分算增值，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儿。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楼继伟指出，只有中央和地方厘清事权和支出责任之后，才能完成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工作。三大任务环环相扣，因此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需要循序渐进： 　　楼继伟：预算改革和税收改革，我们希望在两年时间里有一个框架，然后我们要形成中央地方事权关系方面的研究，然后形成共识。我们期望2020年，能把现代财税制度建立起来。  

　　酝酿半年多的新版退市制度方案４日出炉，这意味着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式启动。相比较现行制度，４日出台的方案提出实施主动退市，明确欺诈发行要强制退市，并对重大违法退市的民事赔偿做出了安排，Ａ股退市制度更加完善。 　　鼓励主动退市改变退市“负面标签” 　　尽管Ａ股市场此前已有一些主动退市的案例，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主动退市与强制退市混同，主动退市的制度成本与社会成本总体偏高，公司选择这一渠道的动力不足。 　　“对此，我国资本市场始终缺乏统一认识，行政管制色彩依然较重，总体而言主动退市数量不多。”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说。 　　４日公布的退市方案逐项列举了因为收购、回购、吸收合并以及其他市场活动引发的７种主动退市情形，并针对主动退市的特殊性，在实施程序、后续安排等方面做出了有别于强制退市的专门安排。 　　监管层如此安排的另一层用意在于改变退市的“负面标签”。邓舸说，在大家的观念中，退市常常被作为判断一家公司“好坏”的绝对标准，这也间接导致退市难、退市少的情况比较突出。 　　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Ａ股市场有７８家公司退市，其中约四成为主动退市。而在美国等成熟市场，主动退市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强制退市，纳斯达克年均退市率８％，主动退市占近２／３。 　　把重大违法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股市 　　在监管层和众多业内人士看来，欺诈发行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被列入强制退市的范畴是此次退市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根据退市方案，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证券交易所应当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并在一年内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实际上，我国证券法中有关于“重大违法行为”暂停上市的相关规定。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Ａ股市场上被查处的造假者从未被清除出去。去年的万福生科欺诈发行案震惊整个市场，可是造假公司依然苟活于股票市场当中，这让退市制度陷入尴尬境地。 　　新版退市制度关于欺诈发行等重大违法行为的表述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不过，据记者了解，这一新规定不会追溯既往，万福生科恐将逃过一劫。 　　引入民事赔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直以来，如何做好投资者保护是退市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在引入重大违法退市标准之后，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对此，邓舸说，为了妥善处理退市与民事赔偿的关系，退市方案突出强调了“重大违法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而非“退市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要求重大违法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退市方案还强调要强化上市公司退市前的信息披露义务，完善主动退市公司异议股东保护机制。“证监会已经同步启动了上市公司年报准则的修改工作，将补充关于主动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评估及应对预案等专项信息披露要求。”邓舸说。

　　“肝胆两相照，冰壶映寒月。”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两国关系近年来日益密切，成为我们发展“亲、诚、惠、容”周边关系中的典范。 　　7月3日至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串门外交”让中国梦与韩国梦进一步交汇，拓展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书写了中韩友谊的新篇章。 　　一篇轰动韩国的署名文章，一场赢得30多次掌声的演讲，与朴槿惠总统两度长时间会谈，“四个伙伴”的提出，12份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习主席的访问历时虽只有两天，但在汉江两岸掀了阵阵“中国风”，“中国梦”“韩国梦”成为当地舆论热词，中韩携手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当前，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隔海相望的韩国，也正在致力于开创“国民幸福时代”、创造“第二汉江奇迹”的韩国梦。 　　在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经济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韩国，“汉江奇迹”时代的高速发展，让韩国成为享誉世界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今，“中国梦”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源动力，成为13亿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新追求、新目标；而在黄海东岸，创造“第二汉江奇迹”正成为新热潮、新驱动。 　　“邻望邻好，亲望亲好。”习主席的访问为“中国梦”与韩国梦带来了历史性交汇，擦出了璀璨夺目的火花。 　　“安宁哈西米嘎！”习主席在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以一句韩语开场白引来欢呼一片，一下子拉近了与青年学生们的距离，也展现了亲民、自信的风采和魅力。习主席在署名文章和首尔大学演讲中，对中韩历史典故如数家珍。他不仅提到历史上的东渡济州岛的徐福，九华山坐化的新罗王子金乔觉，诗人许筠和作曲家郑律成，而且提到抗倭殉职的邓子龙将军和李舜臣将军，以及抗日的尹奉吉、安重根两位义士，更是讲述了汶川地震后韩国全南第一高中师生们踊跃募捐的故事。习近平主席话中韩友好，讲中国未来，谈两国合作，并寄语两国青年共当中韩友谊的忠实继承者，争做亚洲振兴的积极参与者。 　　访问期间，两国同意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将2015年和2016年分别确定为“中国旅游年”和“韩国旅游年”，致力于到2016年实现两国人员往来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2015年起5年内中方每年增加邀请100名韩国青年精英访华。 　　从现实合作看，中国梦与韩国梦此次历史性交汇为中韩两国加强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缔结了丰硕的成果。访问期间，中韩双方签署了12项重要协议。中韩发表的联合声明确定了90余项合作事项，涵盖了23个领域，展现了中韩全方位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 　　正如《韩国时报》社论所指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韩中两国相互需要的程度都从未像今天这样高，中韩关系提升结出实质性的重大成果。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梦与韩国梦此次历史性交汇推动了东北亚稳定与亚太地区的和平。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当前东北亚局势复杂微妙，而中韩携手犹如阿基米德的“支点”，成为稳定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的“定海神针”。 　　关于朝鲜半岛局势，中韩两国元首达成4点重要共识，一致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目标，一致强调应遵守履行六方达成的“9？19”共同声明，一致强调坚持推进无核化进程，解决各方关切，一致强调为重启会谈凝聚共识创造条件。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双方同意可以共同举行纪念活动，这也就一起面对亚洲的麻烦制造者——在右翼道路上狂奔的日本安倍政权。 　　“风好正扬帆。”连日来，“汉风”劲吹汉江两岸，“中国梦”深入韩国民心。韩国舆论认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我们深信，中韩合作不仅会成为两国自身发展的加速器，而且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稳定器。

　　中国证监会４日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式启动。 　　新版退市制度方案扩展了主动退市的方式，为有主动退市需求的公司提供多样化的路径选择，同时引入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对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市场反应强烈的违法行为的公司，证监会将予以强制退市。 　　除了明确市场交易类、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外，方案还特别提出，允许证券交易所在其上市规则中对部分指标予以细化或者动态调整，并针对不同板块特点作出差异化安排。 　　针对退市过程中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方案强化了公司退市前的信息披露义务，规范主动退市公司决策程序，完善异议股东保护机制，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 　　自１９９３年我国股票市场实施退市制度以来，沪深交易所累计仅有７８家公司退市，退市难使得股市退出机制运行不畅，严重影响市场秩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出市场，让退市机制形同虚设。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说，这次改革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关“完善退市制度”要求的重要举措，改革目标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功能，实现上市公司退市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常态化。 　　退市制度是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证券市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安排。改革完善好退市制度固然重要，而发挥退市制度的功能作用，更要在监管实践中确保退市制度的严格遵守和执行。 　　“我们将严格落实退市制度的规范要求，切实做到‘出现一家、退市一家’，坚决维护退市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邓舸说。

进入7月，国内各级政府和企业都高度关注下半年经济形势如何？宏观政策上有无调整？目前来看，中央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判形势，以便做好下一步的决策，并找到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办法。 坦率而言，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难言乐观，呈现低迷而胶着的状态。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意外放缓至7.4%，低于许多市场机构的预期；二季度主要的经济增长数据虽然还没有公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安排，7月9日将发布上半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7月16日将发布二季度GDP、固定资产投资等一系列核心宏观数据，但从目前已经获知的一些数字看，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事实。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遇到了一定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艰难。 令人关注的是，在上半年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在国内对货币政策存在激烈争议的情况下，李克强总理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令人关注。 7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和企业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间。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结构调整稳中有进，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势头良好，二季度经济发展状况比一季度有所改善。我国经济能有这样的表现，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同时，要看到世界经济仍然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在凸显，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能轻视经济的下行压力。 李克强指出，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既要保持定力、更要主动作为，在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重点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二是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三是支持实体经济做强。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李克强总理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思路： 首先，在经济形势判断上，李克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间。二季度经济发展状况比一季度有所改善。不过，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在凸显，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能轻视经济的下行压力。 其次，在经济目标上，近期，李克强多次强调今年中国有信心实现7.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这意味着为了扭转上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下半年的宏观政策肯定会有所作为。显然，决策层依然维持此前的“区间论”，只要经济不跌出区间底线，就不会重启强刺激政策。 再次，在政策取向上，定向调控依然是焦点。比如在货币政策上，央行会继续利用“定向降准”等灵活的政策来维持货币宽松局面，如果经济回升，则不太可能出台全面降准或降息之类的大力度放松政策。银监会也会通过调整贷存比计算口径等做法来为银行有限度松绑。从流动性来看，今年的市场流动性比去年要明显宽松，不会出现“钱荒”事件。但从信贷环境来看，由于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加强，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仍然不好，信贷环境可能不会显著改善。再如在投资方向上，将会定向投资于棚改、铁路等民生建设项目，以及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的基础性投资如保障房、城市地下管网及高铁。 总的来看，下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不会有大调整，仍将会延续上半年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政策取向；不过，考虑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保下限”的思维下，政策微调完全是可能的。如果三季度的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全年7.5%的增长目标很难达成，政策调整将有所预期。 据了解，由于国务院迫切需要了解上半年经济走势，进入6月以来，国家发改委派出了多名副主任和司局干部带队的多路调查组，分赴各地调研。从发改委和各地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发改委系列调研的重点集中在经济发展情况和稳增长落实情况。其中，实体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有效财政投资和金融服务是调研重点。 总之一句话，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或许仍在中央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运行，但存在一定失速风险。按照惯例，二季度数据公布后将会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在7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将为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调。从整体政策基调上看，应该是大稳小动。

中国现在正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经济需要转型，既是对前阶段改革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提升的肯定，又是对后阶段改革中风险与难关的重要提示。因此，在这个节点总结反思35年的改革，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极其重要。 循序渐进，坚持内部主体主导改革 改革伊始的1979年，中国GDP总量仅2600亿美元，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发展到9.4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以上。世界排名也从第八上升到第二。中国经济能在35年内实现年均9%以上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不得不说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法来评估各国GDP规模，今年中国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这份报告很多人不相信，但就按7.5%的增速，中国在未来5年内还是会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不可谓不成功。改革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改革目标的确立上。因为俄罗斯所明确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远比中国彻底，但俄今天的经济实力却不如中国，这是因为俄罗斯在确立改革目标后，没有尊重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了“砍掉老树栽新树”的错误方法论。 中国成功的改革方法论还得归功于设计师邓小平，他提出两个大道至简的理论：一个是朴素的改革目标论“猫论”，另一个就是改革方法论“摸论”。其改革方法论具体有四个内涵：其一，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要用经济师的思维取代工程师的思维，要考虑改革成本、改革性价比。目标正确，但跨度过大、成本过高的改革，反而会致使社会倒退。 其二，由简入难，经济带动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体制也是上层建筑。如果在自己的经济尚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大力推进政治改革，势必会将改革的话语权、主导权拱手让给觊觎中国的发达经济体代理人。要想牢牢把握住改革的主导权，就必须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由此树立起人民对于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其三，尊重国情，批判借鉴国际经验。国情尽管不能压倒一切，但仍是一切改革的基础，照搬照抄是所有改革最大的忌讳。必须明确，如果不合西方标准就是不规范，那么中国改革的成功恰恰就在于没有盲目遵守西方的规范。 其四，坚持内部主体主导改革。外部主导论下，内部主体主动的改革将变成外部主体推动的“革命”，由此势必导致社会不稳定。一旦社会出现严重动荡，政治经济都被外部势力操控，一切改革成果都将被轻易攫取。 经济体制改革创三关：产权关、政府关和金融关 之前的改革虽然成功，但还只是阶段性的。 即使不论政治领域改革缓慢，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仍有三大难关尚未突破，分别是产权关、政府关和金融关。产权关涉及中国体量巨大的国有资产何去何从，如何既进行产权改革，又保持住国有经济的统一实力。政府关涉及如何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管住政府闲不住的各种行政手段，杜绝拿审批耽误干实事的荒唐情形。金融关涉及如何打破金融垄断，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各类经济主体，实现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转型。 即使未来的改革方向与三大难关非常明确，但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是经济转型期，也是社会政治敏感期，其中蕴含的风险必须重视。而防范风险其实是引出了新政的三大现实困难。 在经济上，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李克强总理提出微刺激，试图平衡强刺激的泡沫与不刺激的紧缩。但这些政策并不容易落实，尤其在现在的敏感期，地方官员宁愿不做事，也不做错事，致使一季度经济直落到7.4%以下。 在社会政治上，稳定是关键。但现在一方面，激进的革命者要推出激烈的宪政体制，而这其中存在一系列敏感难题，一旦相关信号释放出来，可能立刻会引发社会各界的连锁反应。如果采取保守的不改革态度，又会为激进革命引路，因此现在的改革可以说是在与革命赛跑。 在反腐上，老虎越打越多，甚至引出是武松打虎还是虎吃武松的担心，而这里面又牵涉到“制度打虎”和“英雄打虎”的选择。但是制度建立需要时间，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又不能不打虎，所以英雄打虎其实是在为制度打虎赢得时间。同时打虎还必须讲求策略，打虎不能杀虎，一方面要制服老虎，一方面又要防止老虎反扑。 所以新政不易，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体制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 中国的改革并不简单，各种困难隐患交叉重叠，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借助“摸着石头过河”的正确改革方法论。 具体而言，当前深化改革有四个入手点可供选择：政治体制、政府体制、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前两者中，政治改革过于激烈，应从政府改革入手。后两者中，金融改革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应从金融改革入手。 改革金融的关键是打破金融垄断，关键是改变政府惯于审批的思维，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体制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今后整体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结合部、要害点。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该存在双重定位，先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裁判员角色，再适用于国家出资企业的教练员角色。 中国今后在政治改革上必须坚持权威、法治、民主的顺序。首先，需要权威人物掌稳中国改革的舵，避免出现改革方向的摇摆与外部势力的侵入，大力发展经济。其次，在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发展的基础上，要建立严格有效的立法程序，根绝部门立法带来的“立法过严、普遍违法、执法必松、法外特权”现象。最后，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托，民主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改革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