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年中调研把脉下半年经济 进入6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多名副主任和司局干部带队到地方调研经济形势。 这些地方包括陕西、河南、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山东、重庆、湖北、江西、安徽、贵州、江苏、上海、浙江、重庆、四川等。 一位知情人士3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调研已经接近尾声，发改委将组织撰写报告。 据这位人士介绍，按往年的惯例，发改委将在本月向国务院总理汇报“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为国务院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提供参考。 同时，按惯例，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在本月召开，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并定调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调研重点有偏向 随着一系列定向发力、优化结构、差别化政策的陆续实施，二季度经济企稳已经比较明确。 在密集的“微刺激”政策之后，高层对下半年经济将作出何种判断？ 本报采访的多位人士认为，下半年经济将继续企稳回暖，三季度会呈现小高峰，但四季度仍需警惕。总体来看，完成全年经济目标无虞。 从发改委和各地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发改委系列调研的重点集中在经济发展情况和稳增长落实情况。 其中，实体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有效财政投资和金融服务是调研重点。前述知情人士称，年中经济调研是发改委的例行工作，其最终向国务院递交的报告对下半年经济政策走向有重要参考作用。 公开消息显示，2014年6月17~20日，综合司调研组赴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和绍兴市开展调研，就当前经济形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情况、新经济增长点等问题实地调研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并与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 此外，多省市在汇报中都突出梳理了本地在稳增长方面的措施和情况。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将继续贯彻“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成为共识。 地方密集部署稳增长 在发改委密集调研地方的同时，黑龙江、山东等地频频出台稳增长措施。其中，黑龙江省在6月23日公布了65项促进稳增长的措施，计划投资超过3000亿元。 此外，四川省近日下发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投资工作的意见，下半年将加快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示范项目，确保50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4151亿元投资目标，技改投资突破5000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河南等11省区市已披露的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超过1.6万亿元，15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计18万亿元。其中，交通、基建仍是“支柱大梁”。 在发改委的调研结束之后，各个地方也纷纷召开上半年经济分析会议，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从6月25日到7月2日，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天津等地已经先后召开下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会议。 从目前各省市透露的信息看，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方式。棚改、铁路等基建项目的大手笔规划比比皆是。“应该看到这一轮稳增长的动作主要集中在一些民生建设项目，以及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的基础性投资如保障房、城市地下管网及高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

　　2014年全国煤炭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暨会员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分析当前全国煤炭经济运行情况，研究探讨下一步工作对策。记者从会上获悉，作为全国富煤省区之一，2014年宁夏煤炭工业经济运行也受到全国形势影响，但总体形势良好。 　　2014年以来，全国煤炭市场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煤炭价格不断下滑，行业效益大幅下降。前5个月，全国煤炭产量销同比分别下降1.8和2.2.受全国形势影响，2014年同期，我区煤炭库存有所增加，目前全区库存554万吨；煤炭价格有所下降，每吨商品煤均价323元，同比下降7；煤炭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前5个月，我区煤炭销售收入为190亿元，同比下降2.3，利润为17.33亿元，同比下降3.但与全国相比，我区煤炭产销量不降反增，前5个月，全区生产原煤3569万吨，同比增长9.27，销量2949万吨，增长2.04. 　　宁夏煤炭工业协会秘书长申笃成表示，神华宁煤集团2013年实现利润55亿元，在2014年煤价下行的情况下，预计全年利润仍可实现盈利45亿元。 　　据悉，针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自治区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实施电力直接交易、实行差别电价、推进电力市场改革，以及协调神华宁煤集团与14家发电企业签订2062万吨煤电购销合同等措施，促进我区煤炭工业经济运行。下一步，自治区拟建立煤电应急备用金制度，以增加煤电交易量，减轻煤炭企业负担，发挥煤电行业对经济运行的支撑作用。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整体方案备受各界瞩目，此前，媒体陆续报道规划方案将于6月底或7月出炉。 但南都记者从接近国家发改委人士处获悉，该框架已有初步草案，但目前暂未具体成形，还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 京津冀一体化的探讨，已有超过30年历史。起初，它是学者和官员的政策探讨，近年逐渐走入公众视野，随着“副中心”传言的传播，这一话题被彻底引爆。 在受其影响最大的河北保定，经历了一轮狂热与失落之后，面临着新的尴尬：传言一再反复，还没有看到好处，房价已经居高不下。 “这深层次反应了政府有形之手太粗太壮”。一名学者在分析保定楼市时说。 京津冀融合三十年前破题 京津冀的发展融合问题，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政府调研的视野。 1981年，原国家计委牵头编写制定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涵盖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唐山，涉及交通、产业规划、环保等方面。在现存可查的资料里，这是政府部门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开端。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宋树恩参与了环保规划的编写。在他看来，三地联合治理环境问题，是必然选择。华北平原水网连成一片，需要“九龙制水”。 此后，国家计委多次编写相关规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良镛等学者也就此多次发表研究报告，但推进并不顺畅。 一体化的难点在哪里？宋树恩总结：“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关键是协同，需要一个全局性的体制来协调。” 宋树恩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探索阶段，主要因环保等问题开展三地协调；90年代中期到2004年，经济发展速度增快，京津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增多，开始形成系统的城市区域问题，“是形成共识的过程”；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召集京津冀三地官员在廊坊召开研讨会，最终就合作达成“廊坊共识”，京津冀一体化提速，进入制定具体政策阶段。 “各方一直在拿办法，但这些办法没有完全奏效”。对于这一时期，宋树恩总结。 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宋树恩看来，当前是京津冀一体化30年来最受重视的阶段，以前是国家部委重视，现在则直接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视。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整体方案备受各界瞩目。此前，有媒体报道，该方案将于7月出炉。但据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称，该框架已有初步草案，但目前暂未具体成形，还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 多座城市被传争夺“副中心” 虽然政府与学者研究了30年，但新一轮的京津冀一体化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则是从3月19日的一则传言开始。 3月19日，“京津冀三地已经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这则消息发布后，舆论哗然，但迅速被官方辟谣。 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被定为“畿辅节点城市”的保定，将“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这一文件，被普遍解读为对保定地位的肯定。 此后，除保定外，河北有石家庄、唐山、廊坊等多座城市，均传出陷入“副中心”争夺战。 除了京津轴线两翼的石家庄、唐山等城市，地理位置较偏远的小城沧州被学者推荐，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被动“参战”。推荐者举出了沧州的优势：津沧高速以及20万吨级航道的黄骅港。 最新入局者是天津。6月23日，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天津有关部门正研究推动天津武清、宝坻作为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想打造“国家行政副中心”。 实际上，这个被争抢的“副中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在国际上也少有先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孙斌栋表示，“单独把政治或行政功能拿出来，分散到其他城市，这种情况非常少，世界也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他所研究的城市规划学科领域内，“城市副中心”是一个成熟的概念，而城市的“政治副中心”则少有人研究。 首都的政治功能分散在不同城市，仅在德国、南非等少数国家也存在，均为历史遗留原因。柏林是德国首都，但前西德首都波恩也在行使部分政治职能。南非则有3个首都：比勒陀利亚、布隆方丹和开普敦，分别行使行政、司法和立法职能。 “政治本身是首都的核心功能。按道理来说，应该在北京尽可能地保证。同一类型的东西就该在空间上尽可能地聚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表示，“北京的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导，离中心城区越远，很多事无法办理。” “政府管得太多，什么事都得到北京去，这才是关键问题。”孙斌栋说，“把发改委下面的某个机构放到外地，他们之间怎么联系？” 小城悄悄布局争抢外迁京企 在“副中心”概念混战的同时，北京周边的小城市，已经在悄悄布局，争抢北京的外迁企业。 大红门批发市场，是典型的例子。这座北京最大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在外迁时，遇到了多座城市的争抢。“有的免租金，有的能落户，外迁的地方基本都有优惠政策”，大红门批发市场的浙江籍商户刘亮宝称。 5月8日，北京丰台与保定白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白沟新城作为搬迁意向地。仅在8天后，大红门的8家主力市场签约落户河北永清；6月28日，天津西青区某市场举行签约仪式，一批来自大红门批发市场的商户赫然在列。 最大的赢家是河北永清。在这场争夺战中，大红门八大商场了带来近9000家商户，永清“抢”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大县，近年来发展提速，承接了北京的多家企业。 该县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工作人员对南都记者称，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市场从北京外迁，永清确实存在与固安、白沟等地存在竞争，对手也打出了“减免租金”等政策牌，之所以胜出，凭借的是产业集群和交通优势。为顺利对接，开发区曾派出官员赴北京挂职，进行衔接。 被传“副中心”保定历经热与冷 在小城市加紧争夺资源的同时，保定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火爆与冷落。 6月21日，保定东风东路某楼盘售楼处，看房的市民寥寥无几。工作人员徐敏对南都记者称，该小区一周仅售出5套房。 就在两个多月前，这里还非常火爆，“队伍都排到了大街上”。徐敏回忆，保定“副中心”传言刚出来时，售楼处门口经常排着长队，每天有数个来自北京的看房团轮番看房。某个看房团打出的口号是“抄底保定楼市，直击政治副中心”。销售最火爆时，一天能出售近20套房子。 售楼处的销售数据显示，在3月14日至4月14日的一个月内，该楼盘的房价由每平方米5100元涨至6400元。此后，价格一直未上涨，也未下滑，但销售量开始锐减。 保定的楼盘中，“五证不全”的情况普遍存在，大批外地人涌入保定买房的同时，保定市政府开始严查，楼市由此萧条。对此，有学者解读为“这深层次反映了政府有形之手太粗太壮。” 对于保定市民来说，即使销量下滑，保定的房价并未出现大幅下降。 在许多保定市民看来，“副中心”的传言，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催生了高房价。“让我看不是什么好事”，出租车司机马登武说，“除了房价涨，副中心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庆幸自己为儿子在去年买好了婚房。如果拖半年再买，要多付20万元，这几乎是他5年的工资。 保定普通市民的收入并不高，官方统计，该市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181元，这个数字是北京的一半，甚至还低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 “即使送面积，房价也不能大降”，一名售楼处工作人员解释不降价的原因“一降就收不住了。” “副中心”传言百日后，经历了媒体的轮番采访后，保定的官员多保持低调，已不愿对此多谈。 保定市委宣传部一名官员对南都记者私下透露，“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中央的规划没有出来，我们地方不太好表态。” 这100多天来，伴随着媒体上的各种新闻，和楼市的火爆与冷落，保定市民的心态也发生微妙变化。 “起先是不信，保定这个小地方，怎么能当首都的副中心？”马登武总结他的心态变化，“后来当然高兴了；现在是无所谓，最好(副中心)不要来。” 像马登武一样，许多保定市民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心态。3月19日，当保定副中心的传言第一次出现在保定“莲池BBS”论坛里，这则消息下，最多的回复是“愚人节要到了。” 5月13日，当论坛里再次出现京津冀一体化的报道，回复最多的，则是对房价的声讨。“已经在高位的房价，谁来买单？”一名网友说。

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严肃整改审计查出问题，确定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决定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 会议指出，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要不折不扣坚决严肃整改，同时要着力构建长效机制，从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入手，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有业内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改进预算管理推行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能有效地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 6月25日，审计署公布了38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结果显示，这些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预算收支基本符合预算法和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但是也审计出不少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部门本级及下属单位违规发放福利、预算超标、虚假发票，“三公经费”超支和设备采购及审批流程等方面。 会议表示，对审计查出的问题，一要不折不扣坚决严肃整改。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是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列出整改任务清单，排出时间表，实行对账销号，10月底向国务院报告整改情况，并在向全国人大报告后对社会公布。 会议指出，要通过整改促进稳增长、调结构。一方面要盘活趴在账上的存量资金，整合专项、优化增量，切实使宝贵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促进“脱实向虚”的信贷资金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要着力构建长效机制。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克服屡审屡犯的“牛皮癣”。从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入手，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事项连同项目确定权和相关资金分配权一并下放。强化责任追究，建立和落实决策审批终身责任制、执行监督连带责任制，依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确保公帑花得明白、用得其所、造福人民。 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是三个改革的重点，要求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认为，如果不强化预算约束，不公开透明，都谈不上现代预算制度，这些是现代财政的基本要求和要素，“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能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的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审计的效果和整改需要引进人大立法和监督机构。“政府各个部门是权力的执行者，运行效果应由人大来监督，发挥人大的效力，这是我国实行现代治理的关键环节。”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推出了新一轮财税改革时间表，会议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会议还提出重点推进三个方面改革，即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税收是中国未来财政体系里最核心的部分，未来财税改革的方向应从全面财政观向公共财政观转变，从传统税制体制向新型税制体制改变，以及建立职权、财权与责任相匹配的制度体系。 “目前来看，税收改革已经成为了经济改革的核心。过去预算内外两套体系的规则很不一致，其中预算外的体制约束力小、自由度大以至于地方债务大幅上扬，因此必须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相关行为。政府的大部分工作完全纳入这个预算管理体系内才能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行为阳光化，这也是约束政府债务的有效办法。”刘元春说。 关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刘元春认为，目前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基础的税制不能适应下一步机制发展，以GDP增长为基础的税收体制重视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却不注重发展效率和积累效率。“从研究来看，未来必然会向财产税和所得税为基础的税制转变。” “以土地财政为例，地方政府债务高起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职权和责任、职权和财权的不对称。”刘元春对人民财经表示，税制改革关系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必须科学地宏观改革税赋、减少税收层等，同时还要调整当前的分税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财税改革时间表，表达的是改革所希望的议程走向。“但实际上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财税制度改革到位标准是什么，财税改革应该有更具体、可以测试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张德勇表示，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关系着利益分配。“现在双方的关系是90年代税制改革的产物，格局没有多大变化，这次财税制度改革以后，将面临财力重构的问题。财税制度改革应结合中央与地方财政间关系同步考虑，预算需明确规范、公开透明。此外，时间表出台后也要尽快公开改革路线图。”

7月1日发布的2014年修订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将2013版负面清单中的190项特别管理措施缩减到139项，并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31条措施。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认为，负面清单还有可调整空间，外资演出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就是未来一个扩大开放的方向。 实际开放度有多大 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陈波对记者表示，削减的那51项有一部分不是实质削减，而是被排到别的产业目录里面去了。“这些削减掉的特别管理措施里面，真正起的作用有多大，要看削减后有多少外资驻入。”陈波说。 在新版负面清单里，有好几个项目其实是无法在自贸区里做试验的。比如，农林牧渔、采矿业，这些在自贸区里都没有，陈波认为放开后外资也不会进来。 中国欧盟商会也在第一时间关注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超过一半的中国欧盟商会企业认为2014修订版负面清单是中国对外资开放市场前进的一大步。”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史蒂芬·赛克说。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个步子离自己的预期和此前一些中国官员宣称的开放力度有差距。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顾军在发布会上称，上海市在去年服务业扩大开放23项措施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提出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31条措施，已于6月28日获国务院批准。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称，扩大开放与负面清单“瘦身”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一部分不在负面清单上的领域，就是扩大开放了。 然而，31项进一步开放的措施与缩减的51条特别管理措施一样，很多产业在自贸区里是没有的，比如采矿业。那么如何评估自贸区里没有的产业的放开效果？ 戴海波说，“我们的探索不能局限在自贸区的区域发展上，它的试验体现了我们对整个开放的探索。负面清单是国家整体的负面清单，不是以自贸区内负面清单产业基础为准则的负面清单。” 记者注意到，31项扩大开放的措施中，并没有包括此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非常努力纳入开放的“演出经纪范围”。 对此，朱民说，已经有演出经纪外资企业在自贸区落地了。他们也提出这样的呼吁，希望能够扩大业务范围。“目前，我们评估一个政策实施的效果还要看主体的需求，并不是一个呼吁。我们也希望让企业有更多的空间去经营业务。目前，企业在自贸区设立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地评估一段时间，才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他称，演出经纪公司的业务范围将是上海自贸区继续扩大开放的选项。 而医疗服务方面，此次修订版负面清单虽有所调整，取消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最低投资总额和经营年限的限制，但其设立分支机构依然有限制。对这个限制，朱民称，“它实际上是我们医疗管理的基本要求。” 上万条边境后壁垒待清理 2013年，为了保障上海自贸区范围内负面清单的实施，国家层面已暂时调整实施了3部法律、15部行政法规、3部国务院文件的有关规定。 “这次没有涉及法律的调整，只涉及两部法规和一部国务院同意的部门联合规章。”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张忠玉说，“从这个层面讲，没有执行障碍，从国务院批准之日起，31条扩大开放措施都可以实施。 记者了解到，2014修订版负面清单涉及需要修改的两部行政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第29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11条第一款，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24个地方需要进一步开放。 全国政协委员张小济对记者表示，负面清单解决的是边境前外商准入壁垒，但是还有很多行业资质、模糊的部门规章等边境后准入壁垒。“边境后准入壁垒，是外商投资落地难的最重要问题。” 许多允许外商投资的规条，进来以后被行业资质、本地注册等“玻璃门”和“弹簧门”挡在门外。 外商最怕的就是边境后规条。“除本法规定的其他国家相关规定同样适用”就让外商头大，因为不知道“其他相关规定”包括哪些。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边境后壁垒多达上万条。张小济认为，边境后的壁垒清理比缩减负面清单限制措施更难，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