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连日来，伊拉克反政府武装相继攻陷北部和西部要地，并向巴格达进军。伊拉克安全部队28日在首都巴格达以南不到50公里的巴比伦省北部地区同反政府武装发生交火，致使25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此外，之前滞留在离交战区较近的萨迈拉施工项目营地的1200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在伊拉克军方的护送下，分三批安全转移至巴格达。

　　“尽管上半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据会非常大。”6月24日，被问及贵州民间投资时，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贵州民间投资的空间很大，据胡晓登介绍，贵州本轮改革集中向民间资本开闸，投资总额达2763亿元，覆盖能源、建材、化工等行业的首批128个项目。 　　而这只是民间资本放开的序幕。据统计，除贵州外，陕西、湖南、重庆、河南等地已向民资开放的投资项目达到上百项，总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各地向民间资本开放的大幕拉开的同时，民资投资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表示。不过，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各方知难而不进。 　　借力民间资本 　　借力民间资本，各地的稳增长措施正在发力。 　　“经济发展要靠投资、外贸、消费三驾马车拉动，而贵州省外贸与消费都还不足以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只能依靠投资。”胡晓登说。 　　胡晓登还表示：“今年，贵州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基础产业、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在贵州国企改革中提出的民资可控股，民间资本的活跃度大为增加。据统计，仅重庆民资在贵州的累计投资额就已近2000亿元。” 　　而民间资本充裕的山西，同样也不示弱。6月24日，山西省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山西民间资本达上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规模，在全国也属罕见。”该官员说，去年山西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089亿元，同比增长33.8%，贡献率占全省76%，拉动全省全社会投资增长6.8个百分点。“今年山西民间投资不比去年差。”山西省发改委重点办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在转型发展中，山西鼓励民资投资参与更多的非煤炭项目，包括天然气、基础设施甚至金融服务业等项目。 　　全力支持民间投资的还有四川。四川省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四川全省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事业三大重点领域完成投资7227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9.4%，支撑作用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民间投资贡献率达70%。 　　而四川省出台的首个《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以金融、铁路、能源、电信等行业，健康、养老等服务业以及市政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危旧房棚户区等领域为突破口，加快向民间资本推出投资项目。 　　事实上，在借力民资方面，还有不少地方也有尝试。比如，江西、广西等地区相继发布文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领域、参建保障房等。 　　而相比各地的热情，相关部门更是积极参与其中。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间资本大有所为。”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黄民日前对本报记者透露，今年4月份国务院决定向社会资本推出80个示范项目，但他认为如何通过改革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对于稳增长尤为关键。 　　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近日发布《首批8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的通知》，在80个项目中，涉及交通基础设施的24个、信息基础设施的2个、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的10个、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8个，涉及清洁能源工程的项目有36个。 　　急需引导性政策出台 　　虽然稳增长仍靠投资拉动，但相比以往，本轮民间投资的结构更为优化，各地不再是动辄投资“房地产”，转而更关注“城镇化的基础项目”。 　　“地方稳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情况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投资结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蓝定香表示，各地涉及民生、环保及城镇化基础设施的项目在增加，而对于房地产的投资正在被弱化。此外，“民生”、“环境”等也成为地方投资导向中更为看重的。 　　“从地方投资目标来看，现在地方的投资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这与中央强调的要兼顾调结构、促改革的总基调是一致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 　　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曾建议优化投资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但是曾多次向四川省政府建言发展民营经济的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纪尽善则表示，民间资本扩大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的没有政策，有的政策支持不具体，因此，很多民企都是观望态度。 　　而早在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决定首批推出80个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而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 　　在日前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黄民回应“民资对80个项目兴趣不大”时表示，下一步，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可能都会有相应的引导性政策。“现在还在变化过程中，但民营资本比例肯定会越来越大。”会后，黄民对本报记者说。 　　实际上，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新、旧“36条”等一系列鼓励民资的措施，但民间资本在很多领域却不断遭遇“玻璃门”、“弹簧门”的困扰，尤其是在有高额垄断利润的电、油、气等领域。 　　“在与国有企业的合作中，民间资本倘若只能作为小股东的话，肯定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胡晓登说。因此，更为关键的是，“要想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还得让他们有利可图。”诚如黄民所指出的，民营资本投资项目是期望获得回报的，是逐利的。 　　但事实上，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对于一些社会公共项目，要想吸引民间资本的话，还需政府出台一些引导性的政策，让民间资本有利可图。比如，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鼓励以PPP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进行合作。”黄民说。而他认为，在发改委公布的项目清单中，一些国有企业其实并不乐意民间资本介入。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项目清单公布之后，就有相关央企负责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向民间资本借钱”。过去，民间资本主要集中于房地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相比之下，铁路、通信、能源、基建等垄断性行业却很难插足。对此，纪尽善明确表示，其原因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资源配置权力掌控在政府手里，即便政府喊话民间资本可以参与其中，但民资在准入、参与以及退出时都没有完备的操作细则，“只喊话哪有真效果？”纪尽善说。

　　逾1.5万亿项目开怀纳民资 　　上周，地方省市密集向社会资本开放众多投资项目。有专家认为，很重要一个因素在于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投资进而稳增长；也有学者表示，这为社会资本开辟了投资新领域，促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各省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项目总投资已经超过1.5万亿元。 　　6月27日，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面向非公资本推出110个共2650亿元合作项目；6月26日，广东省97个总投资2120亿元重大项目向民间投资招标；6月25日，甘肃省首批推出10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项目；6月23日，江西省面向非国有资本开放300个示范项目，拟引入2701亿元非国有资金。 　　此前，陕西省也推出了39个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总投资约2704亿元；长沙市推出了向民间投资开放的86个项目，总投资达1010亿元；河南省推出400个重大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涉及总投资达3848亿元。 　　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向本报记者表示，地方密集推出重大项目向民资开放，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经济放缓，地方面临稳投资、稳增长的压力。“消费政府难以调控，外贸基本固定，政府只有投资这驾马车可以掌控，但是，政府平台公司负债都比较高，未来几年都不可能再依靠政府投资了。” 　　“民资可能会对其中一些项目感兴趣，但是不会大规模进入。”成建三认为，民资短期内不会接盘这些政府项目，这些项目中大概只有20%~30%能够产生效益，而且民资也不是那么富余。 　　《江西日报》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江西省发改委去年8月向社会资本推出的首批200个示范项目，已有92个落实民间投资主体或达成协议。”由此可见，大规模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项目成交率并不高。 　　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纪尽善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影响民间资本扩大投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环境及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民企的观望态度。其二民企实力薄弱，很多项目投资周期长、效益低。其三则是政策没有跟上，或者有政策执行不了。 　　纪尽善表示，比如一些铁路、公共设施、保障房建设等项目，没有一定的政策支撑是无利可图的，需要无息贷款或者贴息贷款等政策支持。张宝通也说，比如中西部地区的铁路项目，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之前国资投资是作为社会责任来承担，盈利都不高甚至亏损。 　　成建三还表示，长期以来，民资和政府投资项目几乎不相干，因此，在政策上、法制体制上还存在很多障碍和问题。在这方面，纪尽善观点相同，他认为，民间资本扩大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法制、体制的改革，很多民企目前采取观望态度。

　　眼下的钢铁业，一边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另一边是社会各方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节能成本随环保水平提升激增，怎么办？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给出建议：环保是钢铁行业必须要过的关，有关企业不能再等待观望，一定要把节能减排的任务完成好，向社会交出满意答卷。 　　张长富是在28日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作出上述表示的。张长富说，在强大的“环保风暴”面前，钢铁行业要凝聚目标，形成共识，坚定不移地把节能减排低碳发展作为战略、作为方向，毫不动摇，“环保事关民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关注度越来越大，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前途命运，各个企业必须毫不犹豫地过好环保这一关”。 　　去年以来，国家加大环保工作力度，修法规、提标准，相继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法规文件，特别是国务院近日发布2014至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要求，给行业带来压力，也带来动力。 　　“既要充分肯定钢铁业发展成果，节能减排工作的成绩和进步，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差距和不足，正视存在的问题。”张长富说，钢铁工业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粗钢产量连续18年居世界首位，去年中国钢材实际消费量达到6.93亿吨，是1980年的21.7倍，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钢铁业客观上支撑了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钢铁业在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截至去年末，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与2005年相比已下降14.8%，较2009年金融危机初期下降3.8%，水资源利用、二氧化碳、烟粉尘排放量等指标也明显下降，去年重点企业吨钢取水量较2009年金融危机初期下降20.5%；吨钢二氧化碳和烟粉尘排放量分别较2009年金融危机初期下降31%和32.8%。 　　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国钢铁业能源与环保绩效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数据显示，我国钢铁行业吨钢环保成本55元每吨，而日韩等国家先进企业环保成本高达150元每吨，国内优秀企业环保成本也在110元每吨，环保做的好的企业与差的成本相差近百元，已经影响到企业在相同市场条件下的公平竞争。 　　国务院文件明确要求，2015年底前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500万吨，炼钢产能1500万吨，总数4万立方米的烧结机则要全部安装脱硫设施。“这些是钢铁行业面临的硬战，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突破。”张长富指出，有关企业不能再等待观望，一定要把节能减排的任务完成好，向社会交一份满意答卷。 　　张长富还表示，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钢铁企业要持之以恒，统筹安排，加大资金、技术、管理、研发的投入，要果断决策，采用先进适用、成熟有效的技术装备，攻克节能减排的瓶颈和难点。

　　昨日（6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工信部正在着手编制与“十三五”和“十四五”相关规划。随着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务院对于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构想，也不再恪守以往“每五年一次”的短期规划。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工信部将弱化以往规划中“五年”的时间限制，规划年限扩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 　　据悉，此次规划的关键词与“向工业强国转型”相关，并将形成注重顶层设计的《中国制造2025》，再加上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规划的“1+x”模式。此外，规划将借鉴德国版工业4.0计划，围绕在我国工业有待加强的领域进行强化，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注重中长期顶层设计 　　今年7月，将是中央部委最忙的时候。因为不仅要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部署下半年工作重点，也因为处在“十二五”期末，要开始启动编制下一个“五年规划”。 　　7月底，工信部将召开关于技术改造和工业强基的会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在这个会上，工信部领导将阐述未来十年中国工业发展的整体理念。 　　这与工信部已经启动的“十三五”乃至“十四五”规划编制相关。前述知情人士称，与“十二五”规划的整体思路不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起草的《中国制造2025》，弱化了“五年”规划的时间限制，直接考虑的是未来十年的工业发展政策。 　　这一规划的时间跨度将覆盖“十三五”和“十四五”，属于中长期规划。中国工程院起草完《中国制造2025》之后，由工信部报批国务院，形成规划纲要，再具体落实。 　　该人士透露，原本按照惯例，此前的工业规划打算只规划五年的，但国务院领导考虑到5年时间比较短，很多工业领域的发展不是5年内能说清楚的，所以国务院提出将此次工业规划时间延长到2025年，做十年规划。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工信部“十三五”规划要做顶层设计。“以前工信部做‘十二五’规划时，前期是做行业规划，后期做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知情人士说。　　 工信部的“十二五”规划体系，包括“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纲要”总体规划。这是工信部“十二五”规划体系之首。此外还有16项行业规划、27项专题规划、3项区域规划。 　　但《中国制造2025》是先确定顶层制度设计，再形成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的相关规划。该人士称，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目前处于换挡减速期，也因此，未来十年的顶层制度设计将紧紧围绕“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工信部在“十二五”时期提出的重要概念是“转型升级”。上述人士称，“十三五”乃至“十四五”的关键词还在研究中，但会与向工业强国转变相关，未来将会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 　　借鉴德国工业4.0计划/ 　　《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点，除了转型升级之外，还有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这也是2008年部委改革之后新成立的工信部一直在致力推进的工作。 　　“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就是工业4.0战略。”上述人士说，“工业4.0”概念由德国提出并倡响。中国高层和学者，在不同场合都提到德国工业4.0的重要意义，而德国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效仿的榜样。 　　今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时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世界各国争相调整、适应，抓紧实施必要改革。其中，重点提到德国“工业4.0”战略。 　　今年5月，工信部部长苗圩在2014智能制造国际会议上表示，全球制造业互联网化正成为一种大趋势，比如德国的工业4.0计划。 　　德国“工业4.0”的大体概念是在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德国政府推出《高技术战略2020》，工业4.0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政府将投入2亿欧元，其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夯实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 　　两年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由“产官学”组成的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报告，称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宣告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 　　根据德国“工业4.0”计划，未来工业生产形式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生产要素高度灵活配置条件下，大规模生产高度个性化产品，顾客与业务伙伴对业务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广泛参与，生产和高质量服务的集成等。物联网、服务网以及数据网将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成为未来工业的基础。 　　上述人士称，德国版工业4.0计划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一直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甚至是廉价和低档的代名词。”该人士说，人们知道中国工业的大而不强，但具体哪里不强并不是很清楚。 　　为此，工信部总结了四方面“不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不强。围绕这四个有待加强的“基础”，工信部也将出台一个有关“工业强基”的中长期规划，与旨在指导中国迈向工业强国的《中国制造2025》相配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去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在需求方面进行调节，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今，这一政策导向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新一届政府在总结发扬以往需求侧调控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大胆、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比如，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转变是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行的事。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英国期间，向英国两大智库演讲时称，“我们有能力进行定向调控，而且不采取强刺激，实现今年以经济增长7.5%左右为代表的诸多主要经济目标，而且会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实现长期中高速增长。” 　　当前宏观调控与过去思路不同之处，重点体现在对市场的简政放权上，这方面最先体现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今，各项简政放权以及意在增强市场活力的微刺激政策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什么是宏观调控。 　　微调控开启新调控模式 　　总理所指的定向调控，已经十分明确的说明了当前宏观调整思路转变的一种趋势。 　　实际上，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转变，特别是今年，微刺激政策已经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强刺激政策，成为宏观调控一种新的方式。 　　在今年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度转变为只要让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就可以。这个合理的区间指的就是上下两条线，也就是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 　　从2013年开始，这种宏观调控的效果就已经开始显现。2013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大幅波动，经济持续下行，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负增长，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 　　这时，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 　　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此时宏观调控政策适时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过去的“微刺激”政策，通过个别领域的政策调整来稳定经济增长。 　　简政放权力度逐步加码 　　自从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被大众所熟知。李克强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 　　在当前经济运行承担过多压力时，简政放权力度的加码有助于经济的企稳向好，成为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先手棋”。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本届政府执政之前，国务院已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 　　仅在2013年，国务院共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初，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1700余项。李克强总理向社会承诺本届政府至少要取消和下放其中的1/3，即567项。 　　而到今年全国两会前，几乎所有的国务院部委都晒出了自己的简政放权后所保留的行政审批权力清单。 　　在本月初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有52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和下放，其中有34项关系投资创业，这被认为有利于优惠政策落地，释放市场活力。 　　根据发改委日前公布的消息，目前，国家发改委行政审批的项目仅保留有包括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在内的25个。 　　当前，简政放权所引发的放权市场、增加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效益已经逐步显现，简政放权着实为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打下基础。 　　注册登记激活企业活力 　　提及对企业的减负，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就不得不提，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部分。 　　从今年3月1日起，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这项改革取消了企业法人注册资金最低限额、经营场所限制和年检等规定，大幅降低了市场主体准入“门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赵旭东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资本制度的改革，简政放权从事前控制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将公司的行政管理从原来的严进宽出监管模式改为宽进严出的监管模式。 　　取消年检制度，建立年报制度，不仅降低了年检的成本，也取消和终结了工商局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信用背书的历史。同时，放松政府管制，强化当事人的自治，从而促使公司资本运营更加便利快捷，适应投资者对公司资本规模的设计和资金筹措安排的灵活需要。 　　针对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下一步还是要实现各种数据库的互联互通和无缝对接，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改革关系的重要措施。 　　工商总局统计显示，自2014年3月1日工商部门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激发了市场活力，市场主体呈现快速增长。3~5月，全国共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5.83%，注册资本（金）总额同比增长99.78%。 　　由此可见，在宏观政策鼓励下，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的局面已经逐步建立。 　　定向调控成今年主基调 　　市场活力的激发，对于供给端来讲是巨大的利好。 　　今年4月份以来，各项政策频出，涉及经济增长各个方面，清晰地勾勒出下半年的政策蓝图，从中可以看出，今年的宏观调控就是在定向发力，而且力度渐大。 　　梳理4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涉及的多项减税政策，其中包括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促进创业就业、平稳外贸、清理涉企收费等。 　　而激活微观活力方面最近的一次，那就是从今年7月1日起，将自来水、小型水力发电等特定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6%、5%、4%、3%四档征收率合并为一档，统一按现行简易计税办法，执行3%的征收率。 　　专家认为，此举不仅为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同时更简化征收手续。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指出，把4%和6%的征收率都并为3%，相当于国家为小企业让利。此外，此次通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征收手续上的简便。 　　海通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姜超认为，结构优化通过定向宽松推进。今年以来央行两次定向降准惠及了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商行，并再贷款数千亿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及保障房等，体现了“加大定向降准力度”政策精神。